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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之“国际安全局势与中国对外战略”（图片：讲座截图） |
冯维江指出，“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潮流使然，但国家主体的能动性因素可能对变化的方向和速度造成加速或迟滞的影响。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最具破坏性的预期损失可能都不会是两者直接发生严重冲突所造成。正如美国兰德公司在《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报告所言，“核武器应该不会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应对大变局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中，上升与下降所产生的持续挤压之力在两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内部造成的紧张、焦虑、慌乱带来的应力，作用于内部宗教摩擦、民族矛盾、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问题、干群关系、劳资冲突等脆弱性不等的领域，而在其特别脆弱的一处或若干处出现断层线，进而诱发造成经济崩溃、社会失序、政治倾覆等严重问题，可能才是真正具备破坏性之处。
冯维江认为，我们要有管控安全风险的思路，目的之一是缓释百年变局“东升西降”的压力，消除崛起国和霸权国以彼此为敌、相互对抗的主观意图，以及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重新拉开权力或实力差距（Progressive Re－safecurity还是Regressive Re－safecurty）。目的之二是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限制大国将内部矛盾向外转化的意愿，一是要解决好国内威胁弱势群体生存质量和发展机会的切身利益问题，从源头上削弱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压力，二是要避免被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其他狭隘利益集团（如反移民团体、军工综合体等）捆绑，不负责任地制造和对外转移风险，三是限制大国将内部矛盾向外转化的能力，特别是约束大国将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的能力。目的之三在于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国家安全韧性。对中国来说，器物层面要注意弥补创新不足的短板，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在体制机制上理顺正向激励机制和社会保护机制，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观念层面，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优势和不足，客观评价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差距，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
二、中国的外交应对
冯维江表示，习近平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要建立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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