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上述发展，伊朗的反美情结杂揉历史、宗教、经济、民族、内政等元素，并非民主与共产、美国与苏联等二元结构所能简单动员，自也难随冷战消融；此外美国在伊朗革命后屡兴制裁，重创伊朗经济，甚至击落伊朗民航机，种种举措看似打击伊朗，实是在替反美正当性添柴加火。
长此以往，神权政府即便存在话语垄断危机、经济困境、治理弊病，却总有美国的吊诡助攻相救援，双方因而共构一段敌意高涨的依存关系，直至今日。
一击未成，免疫再起
对美国而言，伊朗的反美现象难以瞬间逆转，过度施压又只会巩固神权政府的统治，故最上策应是以张弛有度的政策，力求“有感施压”，从而迫使伊朗温和派坐上谈判桌，既换得美伊妥协后的政治均衡点，也减缓伊朗反美力道，2015年的JCPOA即为一例。
彼时美国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骚乱，已无心恋栈中东军事泥淖，又不愿将大好江山拱手他人，便以外交仲裁推进政治影响力。故在伊核问题上，奥巴马先以制裁棍棒教训伊朗，又频频释出谈判讯号的胡萝卜，最终成功获取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为首的伊朗温和派信任，以暂缓对伊制裁，换到核计划的冻结。
然而温和与强硬之争不仅伊朗有之，白宫内部亦然。JCPOA之所以能成功签署，虽有伊朗首肯，却更有奥巴马等温和务实派的大力推动，方能水到渠成；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白宫新保守主义势力崛起，美国的中东政策由此调转风向，由纵横捭阖换成了单边拉拢，以色列与沙特成为美国的中东战略主心骨，巴勒斯坦议题日趋边缘化，伊朗也成了必须强硬管束的对象。
而在特朗普团队中，蓬佩奥（Mike Pompeo）与博尔顿（John Bolton）象征了两种对伊政策典型，前者认为推翻神权政府成本过大，扶持亲美领导人即可；后者则主张神权政体必须瓦解，方有可能让伊朗彻底亲美。而就结果观之，特朗普显然更相信后者的谏言，才会以“推翻神权政府”为目的，在极限施压的窄道上狂飙：先于2018年单边退出JCPOA，又在2019年拉升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几乎将伊朗打成石油零出口的惨况，后者更于当年年底爆发1979年革命后最大示威。
然而就在此时，特朗普又重蹈前人过度施压的覆辙，下令美军击毙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结果反倒激发伊朗反美民族主义，遂令此前布局功亏一篑。在伊朗的政治脉络内，外部施压一旦超过临界点，便会化作民粹养分，为神权政府所吸收，致使伊朗再次免疫，政权也终得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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