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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义虎与本组全国人大代表一起讨论议案。 |
中评社：您认为，拜登上台会分别对美台关系和台海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在未来的1－2年内，对中国大陆来说，美台关系是否存在哪些风险点？
李义虎：事实说明，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执政，中美关系是影响台海局势和美台关系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首先需要看拜登上台后美国将采取的对华政策，而对华政策将带动他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对台政策。
在涉及中国定位时，拜登使用了“战略竞争对手”、“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等措辞，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中美是“对抗性与竞争性的关系”，“这种关系越来越带有敌对性（adversarial）的一面”。当然，拜登、布林肯等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也准备与中国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等领域。
那么，拜登及其幕僚近来频繁使用“战略竞争”一词是什么意思呢？主要表达三种意思：一是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俄罗斯才是“主要敌人”；二是中国是“主要威胁”，中美要进行“最激烈的竞争”，但美国不跟中国进行冷战；三是拜登本人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也准备与中国合作”。由此，大致形成拜登语境下的“战略竞争”，其中比较显眼的形容词有“严峻”、“激烈”、“长期”、“高强度”。那么，在这些形容词遮掩下的“战略竞争”究竟有什么核心含义和特点，又与特朗普语境下的“战略竞争”有什么异同？
虽然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包括对华政策尚在形成之中，但历数拜登就职、国务院、慕尼黑安全会议和G7等重要讲话，可以看出：拜登所说“战略竞争”的根本目标是要继续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包括在同盟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在国际组织等多边框架中的领导地位，对国际规则与价值的主导地位。总的来讲，就是美国仍然要掌控国际秩序，如果遇到“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在“战略竞争”中取胜。至于今后的中美关系，有人说是“遏制加竞争”或“遏制加竞争加合作”，有人说是“竞争加合作”（简称为竞合关系），我则认为最大可能将是强竞争、弱合作的基本取向。
在此之下，拜登所说的“战略竞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高”，一个是“巧”。
第一是“高”。拜登对中国展开的“战略竞争”将集中在高位阶、高政治领域，而不是简单的“全方位、全政府”极限施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紧盯高经济、高科技问题。在经贸问题上，拜登会接收特朗普的部分遗产，但这方面的“战略竞争”不再是简单诉诸贸易战，而是更多通过贸易规则、协议承诺、多边框架来施压。所谓“高经济”更包括监督与干预国内经济与贸易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要求取消国家补贴，以及与盟国一道重组供应链等。二是突出高政治议题。民主党一向强调价值观因素，看重人权与民主议题，民主党在国际上力推“人权外交”，也擅长搞颜色革命。拜登两位重量级幕僚坎贝尔和沙利文曾撰文认定“中国最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将超过前苏联”。拜登政府在相关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性会更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价值观之争可能升高。
第二是“巧”。拜登要进行的“战略竞争”将集中在重点领域，打出组合拳。拜登团队表示要实施“更加精巧的大国竞争战略”，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进行的是“精准、灵巧的竞争”，通过提高战略信誉、控制竞争成本、优化利益来护持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此背景下，拜登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手段和做法有可能理性温和的成分多些，行为的预期性也强些。跟特朗普极限施压乱打一气的做法不同，拜登会精心选择议题，突出重点，保证美国的主动和收益。但另一方面，他将使用多方面的手段和方法，多管齐下，很可能也难以应付。在国际关系中，民主党擅长打组合拳，可以预期拜登将在一些重点领域对华打出组合拳，而非过去的单挑。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将会借香港、台湾、新疆等议题对中国施压，台湾问题显然仍是一张牌，是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选项。
虽然拜登对台政策尚未落定，但就其走向来说值得注意的是：
一是拜登政府表示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尽管民主党的竞选纲领罕见地对一个中国政策只字未提，但拜登上台不久就通过重要幕僚如艾利森和国务院发言人明确作出上述表达，他自己也表示过类似的意思；同时，美方也明确向台湾方面传达了不能搞“台独”的意思，显然是划出了红线。
二是美国政府仍然坚持近年来执行的挺台政策，仍然会继续打“台湾牌”，但打牌的频率和力度很有可能降低，方式会有重要的调整，即使打也不会像特朗普、蓬佩奥那样乱打一气。不过，拜登、布林肯等反覆提到大陆所谓对台胁迫、挤压，就此做出了强硬表态。布林肯甚至表示面临所谓大陆武力解决要对台湾予以军事保证。因此，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所谓“武力攻台”问题，也就是“武统”问题的态度。
三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拜登对《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态度。拜登多次强调《与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搞那么多的立法，在台海真正起作用的是《与台湾关系法》。而且，去年民主党大会通过的政纲不再提一个中国政策，但却把《与台湾关系法》放在了重要位置。特朗普任内通过了很多涉台法案，比如“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但是从拜登过去的表态来看，拜登一直认为有“与台湾关系法”就够用，不需要再弄更多的法。因此，除了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影响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重要因素。
当然，面对国会已经通过的诸多立法，拜登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因为这些法律本来就垫高了美对台政策的基础，增添了对付中国的筹码，可顺手牵羊地选择性利用。此外，“六项保证”是美国两党都强调的，拜登也会把它拿来跟《与台湾关系法》一道作为美台关系的基础，作为干预台海局势的依据。
虽然拜登的对台政策还未最后定型，但其对台政策的基调是“维持现状”，希望两岸保持“不统不独不武”的局面，但他会借台海议题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手段，以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
至于最近学界有“中美共管论”、“拜登对台政策回归论”和“重启论”，我都不太同意，因为它们都是不可能的。这些观点对十几年来中美关系、美台关系演变的过程脉络，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演变所产生的结果，都没有弄清楚。必须强调，现在中美共管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小布什时期可以，那时具备“共管”的条件，现在再提就纯粹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回归”和“重启”也是不现实的，拜登的对台政策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和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天时地利人和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关于美台关系的风险点，我认为，有政治和安全两个方面的风险点。政治方面，就是拜登政府如何打“台湾牌”，是否会使美台关系在政治上有所升格，这种升格不是指美方违背它所说的、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而是在其他方面，比如擅长打民主牌、强调价值观的民主党政府，会不会从价值观联盟的角度支持台湾、力挺台湾；又如，在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问题上，支持它参与WHA、WHO或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大会，这有可能从“外线”影响到一个中国政策。
在安全方面，主要是美国军舰军机绕台的问题，跟大陆军舰军机是否会有摩擦，或者大陆加大绕台力度和频率后，美方对大陆的态度变得更强硬。还有就是台海与南海、东海的“三海联动”问题是不是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比较突出。这对大陆方面来讲都是有隐患的问题，也是风险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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