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因应国内民意，确保执政地位。正发党上台近20年来，秉持“新奥斯曼主义”和“战略纵深”等理念，主张土突破“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定位，重拾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宗教文化遗产，进而谋求伊斯兰世界和突厥语国家的“领导者”地位，因而深得民心，得以长期执政。近几年来，土经济发展受阻，政府急需转移国内矛盾，重聚和再振民心。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是奥斯曼帝国“丢失的领地”和土“国父”凯末尔战斗过的地方，对它们进行军事干预，有利于调动民族情绪。
第二，北约自身凝聚力下降，土耳其政策自主性则相应增强。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自诩“史上最成功联盟”的北约，成员国军事优先关注点日趋多样化，分歧和矛盾在所难免。美欧之间乃至欧洲各国间近年来尚且摩擦纷争连连，更何况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地缘环境与西方迥异的土耳其？由于美欧与土耳其在中东利益产生分化甚至冲突，土在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意愿上，都难以兼顾自身雄心和北约共同战略目标。
第三，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严峻，土耳其不得不努力作为。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东南紧靠战乱不止的中东“新月地带”，东北与危机四伏的高加索地区相邻，北隔黑海与强大的俄罗斯相望，西抵著名“火药桶”巴尔干半岛，西南隔爱琴海即是“老冤家”希腊，南方地中海上坐落着分裂的塞浦路斯岛，隔海可远眺动荡不断的北非。众多周边热点都关乎土重大利益的维护和扩展，土既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为积累与本地区内外各强国博弈的筹码，土耳其动起干戈来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谋局”亦是“入局”：
土军事行动成败变数多
土耳其拥有当前中东第一大经济体量和除以色列外最强的军力，因而颇具频频用兵的底气。但土在主动“谋局”的同时，亦需直面诸多风险挑战。
首先，与北约关系的阴晴起伏，决定土军事政策的基本盘。土耳其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游走乃至不时独自“暴走”，意在抬高身价、打破与北约关系的僵局。然而，土军事技术研发和武器自产能力有限，新锐装备仍高度依靠从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德进口，大规模作战行动更是离不开北约集体防务体系，特别是其卫星侦察和通信系统保障。如何在与北约的龃龉中做到“有利有节”，土仍须谨慎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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