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 
文明冲突下的五四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19-08-06 11:14:26


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
  中评社╱题:文明冲突下的五四反思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今天我们要想建构华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学术界必须改变“横向移植”的习惯,对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进行“纵向承接”。倘若我们懂得如何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理论,我们便可以建构出一系列的“科学微世界”,来和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竞争,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今(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思源学会”(中华本土社会科学会)决定和“新儒家”联合发表共同宣言“反思五四百年,重构文化中国”。在发表宣言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争议,很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地反思。首先,我们要谈的是“思源学会”的立场:

  一、五四意识形态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清廷竟然败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在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强,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宰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立即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也迅速转变为一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青年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新偶像顶礼膜拜,新文化运动越演越烈,“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变成喧腾一时的口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并未全面否定传统,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却演变成为“全盘反传统主义”(林毓生,1972/1983)。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二、文化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辉在1994年掌握国民党内的实权之后,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教育改革”,彻底毁坏当年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社会根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各级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都被遣返回国。对于台湾的历史发展而言,民国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随国民政府撤守到台湾的两百万人中,不仅包括六十万大军,而且还有一群当时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文化菁英,这些人在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被历史洪流陆陆续续送到了台湾,并迅速填补了日籍教师在各级学校所留下的真空。他们在十分艰困的情况下,在台湾社会中播下“文化中国”的种子。

  在蒋经国主政的时代,跟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文化菁英,像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尹仲容等人,和台湾企业界的优秀人士,像王永庆、张荣发、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湾民众的共同努力,不仅塑造出“四小龙”的东亚经济奇迹,而且把台湾的民间社会塑造成一个“比中国更中国”的“文化中国”。

  三、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目前台湾人的生活世界其实存有人间佛教、儒家文化和西方个人主义三套不同的文化体系。然而,由于儒家和佛教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为己之学”,和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明有差异;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很难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西方的科学哲学必然要讨论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台湾研究生的养成教育则只谈“方法论”,他们倾向于把西方理论当作是“真理”,却不懂得如何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成客观的知识体系,因此台湾的社会科学界传授的大多是源自于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他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也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范,用华人社会的材料,检验西方的理论。

  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建构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华人的生活世界却是依“关系主义”的法则而运作的。针对社会科学界这种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及研究典范的“自我殖民”现象,从1980年代开始,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等人便开始在台湾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中国人不是不能发展科学,而是已经发展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科学,李约瑟称之为“有机体的科学”。在世界学术社群普遍为西方科学所宰制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发展出西方式“机械论的科学”(mechanic science),首先就必须正视“科学微世界”的属性,然后学习西方科学家如何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科学微世界”。否则我们就很可能把西方理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真理”,只会做“横向移植”的翻译工作。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不例外。

  四、《社会科学的理路》

  今天我们要想建构华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学术界必须改变这种“横向移植”的习惯,对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进行“纵向承接”。基于这样的见解,哲学虽然不是我的专业,我仍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回顾西方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中的发展,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黄光国,2001),经过十年的实际应用,在思想完全成熟之后,并添加二章,介绍“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介绍我如何用“多重哲学典范”(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黄光国,2013)。

  这本《社会科学的理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所讨论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尤其强调由“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后半部则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哲学”,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由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许多门社会学科,都同时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性格,一个年轻学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有所创发,非要先瞭解这两种“科学”的哲学基础不可。

  从2000年起,我被委任为“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画”的主持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执行卓越计画的八年期间,我不断殚精竭虑,一面思考跟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从事研究,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画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我又以将近一年的时间,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黄光国,2009)。三年之后,该书之英译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五、“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统”

  2015年,我从台大退休后,受聘于高雄医学大学,分别在南、北两地组织研究团队“思源学会”,鼓励年轻教师及研究生深入思考并讨论“中西会通”的相关议题。最近我综合大家的讨论,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辩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全面回顾过去三十年间,台湾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所出现过的五种“文化主体策略”。该书的出版,更使我警觉到华人难以接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在其文化形态的根本不同。因此决定重写《社会科学的理路》,添加两章,追溯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根源,并厘清各种哲学思潮之间的辩证关系,于2018年8月中,出版第四版的“思源版”。

  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

  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目前主流社会科学中绝大多数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而非西方的文化,大多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关系主义的。倘若我们懂得如何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理论,我们便可以建构出一系列的“科学微世界”,来和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竞争,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 第1页 第2页 】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网移动版 】 【打 印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