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车轮的优势与隐患
香港龙头地位不再，如何重新定位？2014年3月，特首梁振英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香港是国家这辆高铁很多轮子的其中一个，应该发挥应有的贡献，国家发展得更好，香港也因此取得更大发展的动力。梁振英将香港比喻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点出回归后香港经济地位与角色的大变更。
车轮有牵引轮和被动轮之分。香港在中国经济持续攀升的过程中虽然失去龙头地位，仍然可以担当中国经济列车的一个牵引轮的角色，继续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提供可观的动能。首先，香港仍然拥有长期名列世界榜首的自由经济体制及其与之配套的健全商业法治制度优势。2019年1月，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发表当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其次，香港拥有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接轨的贸易、金融以及资讯自由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势，营商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无异，因而吸引众多跨国公司在港设立办事机构，作为投资中国内地的前进基地。再次，中央政府为了帮助香港振兴经济，通过2003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及历年签署的补充协议，将经由香港投资内地的外资视同港资，给予等同港资的优惠待遇，从而保障香港拥有持续吸引外国大量资金投资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优势。2009年西方发达国家度过上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加大经由香港投资内地的对华投资，致使包括在港外资的港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增加，2009年增加到60%，2017年增加到75.5%，2018年稍有下降，仍占71.1%。香港成为绝大部分外国资金投资中国的资金中转港，因而能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列车的牵引轮之一，发挥促进内地经济与国际接轨的领先作用。
显然，香港的优势立足于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传统，也得助于中央实施“一国两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两者都曾促使香港发挥引领内地经济腾飞的龙头作用，即便在这种作用消失之后，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牵引轮。
然而，倘若香港地位继续下滑，会不会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解剖港式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即不仅需要看清香港可以成为牵引轮的优势，还要洞察导致香港还有可能继续下滑为被动轮的根本隐患。
香港经济乃至社会问题的根本隐患，在于港式资本主义至今还保留原始落后的特质。所谓原始、落后，是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比较而言。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普遍经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阶段。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先导、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各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完整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社会福利方面，通过政府立法，主导社会财富再分配，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和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贫穷人口比重，缓解贫富悬殊和劳资冲突，促进社会繁荣稳定。依靠这些自我完善的政策措施，西方资本主义顺利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然而，在港英政府殖民资本主义管治下，战后的香港并未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前辈相应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九七香港回归实施“一国两制”，特区政府及社会舆论虽有注意消除殖民主义影响，设法增进港人对国家的“一国”认同，却未曾检讨香港“一制”的优劣，更遑论反省和设法纠正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致使这些弊端继续恶化，不仅拖累香港失去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而且加剧本地贫富悬殊与民怨积聚。
最明显体现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性的典型案例，是爱国爱港议员居多数席位的香港立法会，一再否决同样爱国爱港的工联会议员提出的要求制定标准工时议案，遂使香港成为当今世界极为罕有（或许是唯一）坚持拒绝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经济体。八小时工作制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工人运动争取的目标，促使美国政府率先立法实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香港，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至今，八小时工作制在美国率先立法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立法已经100多年，在香港最早吶喊的工人诉求也将近100年。香港立法会中维护资方利益的多数议员却依然振振有辞，一再否决代表劳方诉求的要求制定标准工时议案，岂非彰显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之耻？
明显反映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经济现象，是当代香港富商沿袭古代中国商人买田置产以及近代港商重地产、轻实业、弃生产的经营传统，热衷于将房地产业作为毕生经营的主业。即使曾经依靠制造业起家，也会将其盈利转投房地产业，致力赢取房地产业的超高速增值。2019年福布斯官方网站发布最新的香港50名富豪榜单，其中26名以房地产为主业；前5名富豪全部为房地产商。李嘉诚连续21年稳居香港首富之位，同为地产大亨的李兆基依然稳居第二，两人的财富仍然分别比第三名富豪拉开100多亿美元的巨大差距。
房地产业在香港较诸其他行业更容易盈利增值的原因，得益于港英政府集中发展港岛及南九龙闹市区，而将新界的大片土地划为与内地分隔的缓冲区，并将港九及新界的多数山岭划为不开发的郊野公园。特区政府并未改变此种用地格局，遂使当今香港土地大量空置，房屋用地占全港土地面积的比重极少。据2019年9月香港民建联公布的数据，香港现有土地面积1111平方公里，已建设的城市用地祇占24.3%，其中房屋用地面积更仅占6.9%；其余75.7%为郊野公园及水塘等。物以稀为贵，寸金寸土正好成为房地产业商从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坚实台阶。
房地产业利润丰厚，富商们自然趋之若鹜，房地产商更乐不思蜀，不愿长期或集中投资难以吹糠见米的制造业、尤其是风险较大的高新科技产业。香港房地产价格逐年攀升，加重各行各业的成本负担，造成一花盛开百花残的困局。进入21世纪，实际支撑香港经济繁荣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其中金融业又紧紧攀附于房地产业，银行的巨额贷款及其收益和房地产业息息相关。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导致生产成本高企，香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大多难以在本港立足发展，祇好迁移到毗邻的深圳等地。本港经济因而无法培育新的增长极，香港回归后试图启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先导的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迄今鲜有成效。
基于全力追逐房地产业暴利、不愿在本港投资新兴产业的原始落后性，当今港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少数房地产业豪富家族对本地市场的基本垄断，香港经济形成对外贸易自由、本地市场却受制于垄断资本的困局。这些豪富家族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主导全港房地产业，在此基础上还投资乃至控制本港公共事业，如公共交通、电讯、能源、电气、超市等行业。房地产商之间形成彼此默契的卡特尔联盟，共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和行业集中度，打击新兴或外来的竞争者。港人衣食住行等开支几乎都落入香港首富之手，港人因此戏谑香港是“李家城”。
华商富豪垄断经济的结果，导致香港成为世界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2017年6月，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年一度地公布反映贫富收入的基尼系数（香港称坚尼系数），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上升到0.539，达到45年来的新高，高于因贫富悬殊而动乱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2017年全港贫穷人口达137.7万人，贫穷率占全港人口730万人的20.1%。即使政府以综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现金政策补贴，在计算口径上将贫穷人口减至101万人，贫穷率减至14.7%，当年全港贫穷人口仍然从2012年起连续5年超过100万人。更有甚者，港商豪富在21世纪初实现对本港市场的基本垄断，窒碍20世纪下半期一直存在的劳工阶层努力拼搏便可改变贫穷宿命的向上流动空间，致使香港大中学生的多数人面临毕业后难以自立而成为新贫穷人口的困境。刚就业的年轻人月薪约一、两万港元，扣除房租、伙食之后所余无几，即使困窘，也不够资格领取政府福利救济金。多数青年学生走出校门甚至未出校门，就要与贫穷为伍。前途无望，内心不忿，“揽炒（玉石俱焚）”之心，油然而生。香港年轻人因此成为近年香港社会动荡的生力军或同情者。
在房地产豪富垄断本港市场的过程中，特区政府疏于防范，举止失误，遂使垄断畅通无阻。2006年2月，特区政府取消港英政府自1915年起一直开征的遗产税，估计每年少收税款约15亿元。此举不仅削弱特区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缓解贫富悬殊的能力，而且将贫富阶层固化，有利于豪富家族的世代传承。同年，特首曾荫权在香港部分舆论压力下，宣布放弃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该项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由财政司夏鼎基提出，旨在重新界定政府处理自由经济的原则：即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运作；但当经济出现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干预的首要问题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引致垄断出现。显然，积极不干预政策是港英政府维护自由经济、化解垄断等经济问题的政策，包含有“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内核。可是，反对此项政策的舆论祇作望文生义的宣传，就在抛弃殖民管治污水的名义下，将政府理应干预垄断的责任也一起抛掉了。结果，数年之后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披露香港房地产业垄断内情的中译英图书，将一个入木三分的概念广泛传播，激起共鸣，这就是：地产霸权。①
三、简短的结语
检视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地合作中的角色变更，不难发现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优劣并存，既有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一直保留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经发挥龙头作用的动力，后者则是导致香港地位下滑为车轮的根本内因。倘若仍不反省与设法纠正港式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继续下滑还可能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学界、舆论都聚焦于香港对“一国”的认同，这是理所当然的，却鲜有检讨和反省港式资本主义“一制”的内在弊端——这就难以形成知港、治港之本。本文因此不揣浅陋，愿作引玉之砖，冀望引起注意，推动港式资本主义补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之课，俾一国两制的香港资本主义与内地社会主义并驾齐驱，共同发挥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息动能。
注释：
①Poon, Alice (2005)：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Richmond (BC). 中译本：潘慧娴：《地产霸权》，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月号，总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