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新型城镇化拓展了服务业发展广阔空间。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018年达到59.58%，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最主要的空间形态。在现代社会，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由此引发的城镇服务需求空间巨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品质上，新型城镇化将对服务业的规模迅速扩张和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四是农业现代化为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符合中国当前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对于践行扶贫减贫、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等新时代重要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农业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种植业”的发展，还需要特别关注农业的产前、产后问题，关注拓展产业链条之后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问题。而农业的产前、产后问题，已经属于服务业的发展范畴，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这些年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大力针对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建立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低碳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要建立起强大、高效、高附加值的现代化农业，就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系，通过发展包括农村金融、农业科技、涉农物流、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机租赁等为农服务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显然，农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为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和延伸服务产业链条创造了新动能，提供了新机遇。
五是技术创新催生服务供给新内容。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成为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趋势明显，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架构和标配。这些新技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共享着商品和服务，不仅前所未有地重塑消费模式，还将颠覆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使服务业分工继续深化，激发服务领域的持续创新。在服务内容、服务供给主体及提供方式等方面赋予新的内涵，将促使产业价值链分解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商业模式、运作方式、管理方式上的更新迭代也将成为常态；与此同时，还会促进一大批新兴服务业的崛起和发展，带动服务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指出，一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对GDP贡献率明显提高。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企业、居民、政府对服务业需求日益旺盛，拉动了服务业增长；技术进步则极大地改善了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了服务流动或交易的可能性。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1980年至201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17%，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2.3%上升到52.2%，提升了29.9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也从1980年的19.2%上升到2018年的59.7%，提升了40.5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二是服务业就业增长显着，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劳动就业是最真实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变化的指标，代表性产业变化的规律和趋势。伴随着服务业的快速扩张，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为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就业最大的部门，此后的年份不断拉大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差距，服务业劳动就业的占比显着提升。1980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从13.1%上升到46.3%，提升了33.2个百分点。其实，在中国，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被低估了。因为，许多农村劳动力被统计为农业劳动者，但实际上在从事服务业工作，比如乡村旅游、农家乐、农村电商等。总之，服务业就业成为中国劳动就业主渠道，这是一个不争事实。在中国，这种趋势有正在加快的可能。如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的作用，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或者优先考虑的议题。
三是利用外资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2001年以前，外商投资基本聚焦在制造业；随着中国服务业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及外资对中国服务业市场前景的看好，外资投资于服务业的比例迅速攀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只占24.7%，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首次超过50%，2018年则攀升到68.1%，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投资最为“青睐”的选择。
服务经济时代的“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仍须并举发展
文章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务业占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规模扩张。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工业化水平还很低的客观事实，要在高水平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积极发展服务业，也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助推工业化水平，坚持“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 并举发展，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促共进。
国际经验表明，大型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单兵突进地发展工业或者服务业都不可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制造业过度转移而选择了单一的服务业发展道路，动摇了国内实体经济基础，也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吸取这方面的教训，既要继续筑牢制造业基础，也要保持现代服务业良好发展势头，采取适合中国国情、务实的产业发展战略，坚持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之路。
先进制造业，有些可以高起点发展，有些则可以通过改造传统制造业升级而来。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生产性服务业或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嵌入，这也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有着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对这些传统制造业，不能简单地抛弃或者拒绝，而是要坚持“扬弃”的原则。这就有赖于知识服务元素对传统制造业的融入或渗透，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其转型升级。这样做，既避免了传统制造业简单被淘汰引发的社会震荡，也为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提供了空间，还为先进制造业发展寻找了一条新的路径，是“双赢”或“多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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