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网评：无法复制的中国经验 可以读懂的中国国情
来源：中国网 作者：杨新华 李小华
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抗疫和舆论，就一直是两个平行的战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抗疫路径选择的争议和交锋也从未停止。
进入四月，中国战疫重心转向严防外部输入和筛查无症状感染者。与此同时，美国的确诊患者数节节攀升、突破60万大关；欧洲国家牢牢占领“第二阵营”，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此前趋于平静的日本、新加坡又现升级态势；更令人担心的，是印度和非洲或将“在沉默中爆发”。在全球抗疫的整体图景中，中国首战告捷，率先进入“缓疫阶段”，是振奋人心的信号。
总结迄今为止与新冠疫情的较量，不可否认中国以举国体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巨大能量。特别是在抗疫进程中，不管是应急响应、资源调度、医疗科研、军地协同、联防联控，还是责任追究、舆论疏导，都在因重大危机催生积极变化，进而沉淀为制度创新和变革。这样的变化，既发生在政府层面，也发生在社会的自组织体系中。
大难当头，各自努力。撇开个别国家在疫情早期的盲目乐观和隔岸观火不说，在多数时间，世界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全力应对，其中不乏参考和借鉴中国经验。
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3月4日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就提出中国遏制病毒的7点经验值得借鉴效仿。之后世卫又在不同场合反覆推介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应对措施，称之为疫情应对的“新标杆”。当然世卫组织也推荐了韩国、新加坡的做法。
只是从演变剧烈的疫情数据看，各国对中国经验的复制不能被称为成功。截至4月14日，已有6个国家的确诊数和7个国家的累计死亡人数分别超过中国；而从病死率的统计看，中国以4%排名47位，有7个国家的病死率高达10%以上。
与死亡相关的数据，无论高低，都足以让人敬畏。纵观各个国家的抗疫策略，不管是“社交隔离”、“佛系抗疫”还是“集体免疫”、“相信上帝”，都是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做出的现实选择，其中也掺杂着必然和无奈的成分。决定抗疫走向和结果的，包括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发展水平乃至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
也正因此，抗击新冠疫情也为外部世界读懂中国国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举国体制下的战时动员能力。千万人口的武汉全城封禁、医疗人员物资火速驰援、火神山雷神山刷新“中国速度”、大建方舱医院实现应收尽收，甚至紧急撤换湖北和武汉两级党委一把手，终于使武汉几近失控的疫情全面扭转。而在全国范围的“一级响应”下，一年一度的“人类大迁徙”瞬间冻结、14亿人居家隔离、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和地毯式排查，真正实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常被西方媒体诟病的举国体制，在抗疫的战时状态体现了特殊优势。反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体系，1月31日即首先宣布对华旅行禁令，但高度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决定了联邦政府无法快速、全面调动全国资源，党派政治、官僚主义和“选举年”因素，又让决策过程浪费了太多时间。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能力。新冠疫情考验了中国，也提醒了世界，强大的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就是让中国形成了超大规模制造能力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特别是构建了强大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疫情暴发正值春节，中国政府紧急动员，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率先复工达产扩能，大批其他行业企业转产应急，短短20天就实现了医用防护服和N95医用口罩产能产量十数倍增长。这些“无中生有”的医疗物资，保障了中国以湖北和武汉为核心的抗疫战争，中国疫情回落后又转向支持疫情风暴中的国际社会。但对于多数国家来说，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现实，面对不期而遇的重大疫情，恐怕无法摆脱对全球化产业链的依赖。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红利。人们记住这个特殊的“长假”，也会记住科技和互联网在这场疫情中的贡献。利用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医务人员开展远程会诊、线上问诊，避免了稀缺的线下医疗资源被挤兑；通过大数据分析，科研人员进行病毒溯源和传播路径分析，更快地逼近真相；借助手机定位分析和在全国推广“健康码”，疫情管控部门对感染源的筛查、追踪、控制和隔离获得了极大便利；机器人、无人机更是有效减少了人际接触。这一切，都是非典时期难以想象的，而被移动互联网深度改变的现代服务业，比如电子商务、物流运输，也让长达数月之久的“宅”生活成为可能。中国这样充满韧性的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并不是很多国家能拥有。而有些国家因为担心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在运用科技手段排查和追溯疫情方面顾虑重重。
对生命尊严和经济损失的权衡。“人民至上”，只是每个国家爱惜国民的方法不同。中国采取的“四早”原则，面对新冠病毒“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特征，必然意味着严格的防护要求和苛刻的相互隔离，也意味着将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但中国依然以壮士断腕的方式，让经济运行强行停摆，给抗疫腾出充分的时间空间，直到新增病例几近于零。疫情冲击了许多行业和地区的产业链，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不少家庭停工失业艰难度日，国家和国民一起承受着疫情带来的巨大损失。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疫情的评估盲目乐观，反覆对国民释放错误信号，对医护用品的短缺缺乏预判，在保生命和保经济的天平上犹豫不决，乃至做出了错误的抉择。难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如此评论：“疫情之下，生命的价值重于经济上的算计，这是中国打败新冠病毒而美国步向灾难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中国两千年儒家思想培育的集体主义、共同体意识和秩序观，往往形成上行下效、令出即行的社会动员，国民与国家在危难时刻一条心、同进退。17年前的非典也奠基了国民的公共卫生素养，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距离等防护意识得以普及。相比之下，奉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对政府指令的服从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恰好走在了秩序的另外一头。
当然，中国的新冠战疫并非无可指摘，也同样损失惨重。疫情早期的报送机制失灵、信息披露迟滞、地方政府管治能力薄弱，一度被国内外舆论轮番攻击。医疗资源集中用于抗疫，导致其他病患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在疫情轻微地区，为了封村、封小区，具体执行者自我赋权、野蛮作业，也凸显了地方和基层治理薄弱涣散等诸多问题。
独特的国情，绘就了中国独特的抗疫图谱。有些“作业”可以抄，也有些经验无法复制。那些不能复制的中国经验，取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制度基因、集体记忆和现实国情。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异于中国，社会运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导致了西方国家与中国抗疫路径选择的大相径庭。
单以应对新冠疫情来评判东西方制度和运行机理的优劣，难免失之草率，但承认历史经验和现实制度的多元差异，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开展的抗疫战争，理应获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或许是西方一些偏狭的媒体和政客无法正视，也不愿面对，让他们一厢情愿的解读与中国现实产生了明显错位。但如果他们想真正读懂中国历尽艰难、九死一生的战疫故事，还是要首先读懂中国国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