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瓦斯科•卡瓦洛、马修•埃利奥特和约翰•斯普雷已经开始整理此类供应关系。三人认为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聚类算法来找出这种一旦被干扰就会造成广泛经济后果的供应关系及“卡脖子公司”。如果发现这种关系或公司，决策者可能会决定有必要调整供应链。
这样的调整将不同于大范围“脱钩”，而是有针对性地“调整挂钩”，旨在将供应链纳入可持续性框架内，在效率需求与新的安全风险之间把握平衡。在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要减少对重要公司的依赖。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涉及培育新的供应关系，包括培育位于其他地区的公司。
为尽量减少风险而重塑全球供应链幷非易事。最好的办法可能是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经济学家苏珊•赫尔珀所说的供应链“高标准严要求”方针。
无论特朗普怎么说，美国都不可能完全与中国经济分离，更不要说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了。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每一项行动（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将继续导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而且反制的效果会被美国感受到。比如，阻止华为获得美国技术的举措已经明显引发了风险。中国可能会实施报复。中国肯定会加倍努力开发自己的高端半导体。外国企业和政府可能觉得，它们可以通过限制与美国经济的接触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换句话讲，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创新体系之外恐怕将促使中国把美国排除在其创新体系之外——幷导致美国无法进入其他国家的创新体系。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美国应当关注如何调整挂钩，而非“脱钩”；美国应当关注如何重新布局，而非直接后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