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23日电／在以茅台为首的“消费牛”持续领跑市场的当下，是否“涨过头”的质疑声一直存在。在接受《红周刊》记者专访时，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从我国消费结构演变来看，虽然今年以来消费数据增速放缓，但如果从增长的绝对速度来看，消费增长速度仍不低。无论是消费总规模，还是人均消费水平，都处于持续上升的过程中，消费升级仍是大势所趋。而在消费升级背景下，高端消费、服务类消费将是未来消费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此外，徐高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存、叠加“去产能”背景下，龙头股占优的格局有望得以延续。而受益于移动互联以及5G等技术的应用，单一厂商服务消费者的能力越来越强，消费龙头行业优势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消费转型
仍需进一步向消费者让利
《红周刊》：从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1%，相较于2018年上半年的78.5%的贡献率下滑明显。此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速在连续2个月回升后，7月再度回调至增长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为2003年以来的次低点。您怎么看今年以来消费数据的表现，是否合您的预期呢？
徐高：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反映的是当前以及未来收入预期情况，而收入又决定着消费。所以在经济增长持续减速，暂时看不到未来明显向上动能的背景下，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并不太乐观，消费增速放缓并不让人意外。
例如，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在过去一年实际上是在持续下滑，虽然增速短时间有小幅波动，比如今年6月份因汽车销量在政策扰动下短期冲高，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速出现明显的大幅回升，但当政策扰动过去之后，消费增速又重新下滑。
《红周刊》：虽然今年以来消费数据有所下滑，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费在我国GDP中占比是提升的，您认为我国消费在GDP中占比提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徐高：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偏低的。虽然政策层面一直在推动消费转型，希望能够增加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而使得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需求引擎。但从所取得进展来看，是相对有限的。
尽管从消费数据上看，现在消费占GDP比重在过去这几年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投资严重下滑导致的，并不是消费本身很强，而是投资变得更弱，因此，消费显得相对来说变强了。其实，当前消费在GDP中占比提升，与1998年~2002年5年通缩时期因投资最差导致消费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情况类似。消费在GDP中占比提升实际上都是被动提升的结果。
因此，当前我们并不能够说，消费转型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个人认为，消费转型真要实质性推进，还是需要做很多艰苦的结构性的改革。例如，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政策上，仍需做一些有利于消费者的调整，把更多的收入导向消费者 ，只有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够让消费本身的动能焕发出来。不仅是消费相对变强了，而是消费确实依靠自身增长变得更为强劲，这样我国消费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从近期政策走向来看，也确实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大规模的减税，实际上就是政府向民间让利。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把越来越多的国有的资本在划转给社保，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在向消费者让利，这些举措如果推进下去，应该说会有力地推进我国消费进行实质性的转型。
《红周刊》：从您刚才的观点来看，当前消费似乎尚未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徐高：是的。就中国当前经济现状来说，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投资不能保持稳定，单凭消费的拉动是很难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
消费走向多元化
新技术或将带来消费新业态
《红周刊》：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看，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常用“雁行形态理论”来分析，就中国内陆而言，该理论是否适用？中国的产业转移呈现的是什么特点？
徐高：“雁行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来看，讲的是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当资本比较稀缺时，肯定就产生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当资本变得逐步富足之后，包括技术上升等，产业可能就更多地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整个东亚的产业其实就是这种逐步转移的过程，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我觉得“雁行形态理论”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只不过中国大陆幅员广阔，内部不同省份、东中西部实际上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所以实际上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大陆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转移。比如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人力成本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转向工资相对没那么高的中西部地区。从上述经济体过去几十年的表现来看，这种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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