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签卜科举之事不外“中”与“不中”两种结果，“末亨通”可以有“尚未亨通”和“不亨通”两种解释，可以应对“中”与“不中”两种结果；至于“中”的时间，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和“兔”年即“卯”年，也可以在月、日上做文章，如“闰八月”应“玉兔重生”等；“庚甲”即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种解释，“甲未亨通”即“亨通在甲、未”是另一种解释，“君今庚甲未亨通”即“一第今无份耳”是又一种解释。无论何种情况，签诗大抵可以应对。签卜近于文字游戏，迷于文字游戏而信之，应该可以简言为迷信也。
科举制度下的会馆
请允我先引述一段故事：张集馨到北京住会馆、考举人、考进士的故事。话说清道光元年（1821），22岁的江苏扬州人张集馨在家“不为诸伯叔所容”、不堪诸伯叔“日寻嫌隙”的困扰，乃到父亲墓前泣别曰：“儿远出避祸，不能常守松湫矣”。然后于十月间“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战之计”。他在北京住的是位于菜市口路北的扬州会馆（原名江、甘、仪会馆）之联星堂（扬州会馆内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房）。同住者有甘泉商人黄藕船，张集馨记得“藕船粗知文墨，学作韵语，而议论卑鄙，究系市井细民，不足与语。然逆旅无聊，听其村谈稗论，藉以消遣闲愁”。张集馨到北京乃“为明年秋战计”，指的是准备参加1822年顺天府举办的壬午科（1822）乡试。张集馨不是顺天府生员（而是江苏扬州生员），也不是贡生或监生，哪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呢？他自有捷径，只需要在会馆住下，专心读书就是。不久，礼部因清道光皇帝登极，确定增开道光二年壬午恩科（1822）会试。到了1822年春季，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全到北京来了。会馆本有定规，参加会试（春闱）和参加顺天府乡试（秋闱）的人员当相互礼让、相互腾笼换鸟。张集馨另觅居处的动作稍迟，“几为司事者所逐”。唉，且“忍胯下辱，移寓麻线胡同富顺居”吧。“四月，会闱揭晓，公车四散，复至会馆，仍住联星堂”，仍然不管住馆之人嘈杂，“闭门读书而已”。不料，“奈读书声高，又为会馆后进所住之吴中书廷珠所憎，余不顾也”。这个姓吴的内阁中书，不喜人读书声高，自己却是“终日唱曲，而不虑人之厌恶”。到了七月，张集馨到国子监交了足够多的银两，又通过了考到（相当于入学考试）、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的科考，合格者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两次考试，取得国子监的推荐文书，有了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这条捷径叫作“捐监”，是“铜绿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张集馨“移寓内城举厂”，接着就是参加顺天府乡试，“三场完毕，幸无错误”。及九月初九日放榜，张集馨名列顺天府乡试壬午科（1822）第137名举人。中举之后，“仍住会馆”。越年，应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会试，揭晓未经中式。会试后张集馨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再应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会试，再次报罢。又应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会试，考前又“移寓举厂”，以近贡院也，终成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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