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3日电／传统观点认为，不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的货币政策，都无外乎是逆周期调节。当经济下行，通缩压力加大时，需要实施货币宽松；当经济存在过热迹象，通胀压力加大时，就需要紧缩货币政策。这种“逆周期”调节的思路已经根深蒂固，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正日渐疏远，货币派生的大量资金“脱实向虚”，金融不断自我繁荣，“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初衷往往走出了“宽货币紧信用”的结果。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昆仑健康保险资管中心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文章表示，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解释是货币传导不畅，固然说得通。但实际上，传统货币政策已经很难起到结构性调整的作用，“金融加速器”存在时滞和放大。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对于货币宽松的依赖就像“吸食鸦片”，越发不可收拾。金融效率不断降低，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存度不断走高，“政策成本”越发显着。
对于中国而言，债务型经济强调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权衡。传统“总量”调控已经略显乏力，需要从结构入手，重新审视货币和财政的关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调控体系进行改革。一种可行的思路，就是改变以往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逆周期调节思路，让“更高效”的工具手段往前站，让货币政策“退居二线”，成为“工具的工具”，起到为其他政策“降成本”的作用。
宏观调控的难题
文章分析，具体来看，当前乃至明年，中国宏观调控都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金融效率下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是由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造成的。间接融资体制存在信贷配给等诸多弊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低下，同时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种种掣肘的背后因素。在经济下行时期，货币当局有意定向投放流动性。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因素，商业银行往往对中小民营企业尽量规避，反向追捧“大而不倒”却效率低下的国企，造成信贷资源浪费。
尽管2013年之后影子银行绕开了资本约束和准备金的限制，为中小民企或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但2017年以后，影子银行遭受严监管，委贷、非标、同业等融资渠道明显收缩。叠加同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延续下行，信贷错配更为明显，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更难以满足。
二是财政赤字的可延续问题。对于明年来讲，外贸仍处弱势，消费增速也难比今年有明显的上升，稳增长只能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假定明年赤字预算不变，财政支出依旧延续扩张，这就需要有庞大的财政收入与之对应。只得依靠增大税收，抑或大力发债，但这两点都属于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经济下行时期的调控思路相矛盾。
三是PPI-CPI剪刀差的走阔。通常来讲，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会处于疲软状态，但与此相反的是，今年以来中国CPI却在不断上行，同比涨幅也有扩大趋势。尤其是10月CPI同比上涨3.8%，是2012年1月以来最高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却在不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0月份，PPI同比下降1.6%，PPI连续为负，说明中国工业生产动力不足。目前来看，中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如果工业生产持续疲软的话，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使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
如果遵循传统的宏观调控思路，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各自独立，合在一起就会相悖。例如，出于逆周期角度考虑，经济下行需要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固然可以增加货币派生，但却会进一步助长通胀预期；积极的财政支出可以刺激经济，但为了保证赤字率不会走阔，扩大的财政收入又意味着政策从紧。如此这般，都意味着传统政策思路已然“捉襟见肘”，对于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诉求日渐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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