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稳定的善政治理” |
中评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刍议（上） 作者：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上世纪中国刚刚打开大门，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领先中国几代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发出，中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机，从而强化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全中国、全民族、全社会持续不懈地推动“改革开放”。从近代中国因应变局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新自强运动”，加上“新五四运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中国不仅在硬实力方面逐步崛起，如今进入了软实力的反思和崛起。然而反思比崛起容易，“反思”要的是反对，反得合理与否是次要的，“崛起”则需要创新式重建。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来比喻，“正”是原本的状态，“反”是对立的阶段，是必要的过程，但是“创新”才是“合”的阶段，也是发展的真正的目的。
一、从“中体西用”到“后殖民”心态
晚清之际，中国连续迭遭西方国家的侵略，以致于清政府完全无法因应，名相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因而提出要“加强海防，以应对变局”。此时朝中大臣正在推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这是当年的中国精英面对变局的方法，他们正在试图学习西方的技术，即“师夷长技以制夷”（1842年，魏源编写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提出的观点），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进一步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以图自强，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①
其后，他们主导的国家变革屡遭挫败，从而“中体西用”变成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嘲笑和讽刺晚清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人困惑了，迷失了，逐渐地洋务从“用”变成了我们想要的“体”，帮办成为令人羡慕的工作，帮办者也成为高级华人，以致“五四运动”之后“全盘西化”变成中国现代化唯一正确之道，而国、共两党学习、崇拜了不同的“西学”，而内斗不已，然而在此氛围下，“全盘西化”的选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唯一正确的道路之下，中国人开始全面否定晚清，进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中国制度，甚至是自我否定，于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思所想就是“迎头赶上”，这个“头”是什么，是“西方”，中国人把西方的今天视为我们的明天，中国人把学习沟通工具的“外语”，视为“知识”本身，中国全面地模仿、照搬西方一切，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育、学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中国的“教育、学术”是西化最彻底也无争议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无不以西学为马首是瞻，一切典章制度、人事规范、奖赏惩处，无不移植，无不照搬。其实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当前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和世纪下，中华民族想要与西方并驾齐驱，既是迫不得已，也是不得不尔的辨法，关键是这些作为背后的主体性是什么。此一主体性如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否定，盲目崇拜，那么我们民族就永远在迎“头”，永远在追赶；用现今的视角来看，“全盘西化”或多或少就带有“自我否定”的情结，有了这种“情结”，就长期地、不断地自我贬抑，自我渺小，失去对西方批判反省的能力，进入一种“后殖民状态”，永远地、绝对地肯定西方的一切，接受西方一切，甚至于肯定西方对中方所作的一切。“后殖民状态”是指帝国主义对某个民族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羡慕和崇拜，以致于一个民族虽已经挣脱了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殖民枷锁，但是被殖民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依然余留下前殖民国的影响，继续统治着被殖民地区。“后殖民主义”就是针对后殖民国家的文化研究，以往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为了理解被殖民者的内容，以便于殖民，然而，逐步透过文明/野蛮、开放/封闭、进步/落后、开发/未开发、现代/前现代等线型发展价值观，使得后殖民的文化研究不自觉地证成了西方的“理性、先进、成熟”，而被殖民者祇是反例的对照物或参照物而已。而此一价值是同时注入和内化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内心，成为前者傲慢与后者自卑的根源。此一根源，尤其明确地表现在被殖民国家的学术领域，由于东西方在“现代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平等独立的，西方学术界几乎是全面掌握“现代学术”的典范，是以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议程设定、学术话语、学术判准等方方面面，都没有非西方的声音，东方学术似乎是惯性地处于被动、追赶、边缘与被检证的处境，诺贝尔奖便是最佳的明证。
其实，从本质上说“中体西用”的应变思考，并没有问题。首先，从哲学思考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也祇能从自己本体去认知外来文化，不以自己母文化为框架，根本无法也无从理解他者文化。其次，面对异文化的碰撞，我们是闭门抗拒，还是开放交流？如果是抗拒交流，故步自封，那就容易自大自满终萎缩；开放交流才能截长补短、不断成长。从此一角度来看，当年的西化派的精英们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以今讽古，其实无人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当今认为正确无比的抉择，过些时日再评，答案也许不同。其三，真正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中体西用”之说，粗略地区分，可以有混合方式或是融合方式。
先说“混合方式”主要是指直接将西方的器物从购入、仿制以至于改进之后，由中国人使用：换言之，中国人用西方的器物、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变化。扩而大之，进一步说照搬西方的制度、法规或教育等等套用在中国人的社会，也都是混合方式的“体用论”。这种方式本质上祇是追赶，而最大的成就也就祇能做到并驾齐驱。而且是长期受制于人。所以不论成功的程度如何，在西方来看，至多是从学生变成模范生；几乎没有机会从学生变成老师，而更加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混合方式”的一旦小有成功，（学得有点相似于西方）就会出现“被认可”的集体焦虑，即渴望得到西方的赞美、认同与肯定，从而每每以西方话语权来决定自己现代化的成败。反之，一旦失败，就很容易出现民族集体焦虑感，则令民族陷入迷失、虚无的自我否定，自我贬抑，把国家引向更乱、更痛苦、更分裂的深渊。从晚清到民初五四运动的中国，就是经历这样的历程。总之，“混合方式”的方法，并无法使中国适妥地应变，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晚清和民初当年中国处在随时被瓜分、瓦解的危情下，中国精英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真正理解西方的“现代化”，对如何把握中国的“体”的问题也没法深思。客观而言，在当时情境下“混合方式”的以变制变应该是最佳的策略， 然而历经了“以俄为师”和“一面倒”的政策之后，实践告诉了中国势必另谋新策。
再说“融合方式”主要是指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性引进对方的文化，经过适当的改变，综合和诠释而发展出自己文化的新貌。此种创新必然也祇能在自己的主体意识下，对外来的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吸收、理解、综整、创新，简言之，“融合”是一种创新的摸索过程，“融合”无法速成，“融合”需要时间；以中国近代的变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从城市工人斗争到农民起义，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理论的成功，是因为毛的革命符合了中国的国情。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今才能有巨大的成就。所以改革有成，其实都是因为他所依据的理论不仅仅是“马列主义”，还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从中国实情，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二大”时，中共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大议题上，把当代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是依据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再经过卅年探索，其间又加上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理论修正，到了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的融合式“中体西用”的新典范，从中国思考、把中国视为行动的主体，将马列主义的理想和方法视为完成中国变迁的方法，而创新地提出“新思想”。此一“新思想”立基在鼓励中华民族建立民族的“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然而，在中国这个近百年遭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到自信心尽失的民族，甚至可以说迄今依然深深受困于后殖民主义心态的民族，企图重建“理性”的“民族自信”原本就是巨大的工程，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其一是中国发展的实际成效；其二是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倡议；其三是现实事态中，对比中西方的效果。在第一方面中国发展的实际成效，这一点已经无需太多描述，不论是以西方的指标，或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感受，都证明了中国的快速崛起，而且在崛起之中，不断面对问题，也不断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第二方面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倡议，在倡议部分，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四个自信”自然是最直接、最简洁的倡议。至于表现则是见仁见智的评价，不易有客观的标准，但是从美国政府尤其是川普政权的反中作为，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因应，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反中”的作为上可能早就得逞，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的。至于第三方面，应该说对抗这场新冠疫情，为不同制度的国家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表现，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明显而清晰的佐证，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对比上。如果我们以国家必须提供给人民一个相对安心、安全的生活场所为标准，那么中国的治理能力明显地优于美国。这种优越性绝对不是简单的领导人的作风、性格或能力的差异，最主要差异更表现在经由不同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换言之，从“应急”的角度看，现行中国的制度是优于美国的制度。一旦中国人真正理解到中国自己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和因应重大事故方面，确实是符合中国需要的制度，从而建立和提升中国人的“理性自信”，则其他方面的自信也自然容易建立。所谓“理性自信”是不盲目相信自己的标准是“普世”的，不会承认自己的标准是历史的终结；相信自己的标准，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因地制宜，必须因俗而易；所以自信而不是自傲，自信而不是自大，更不至于出现西方话语权所担忧的狂热的、扩张的民族主义。
当然在中国仍有若干执迷不悟者，如大陆的许多被称为“带路党”型的所谓“公知”，更不说台湾当局到民间、绝大部分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完全以“崇洋媚外”为唯一标准。所幸如今的中国上述三个要件齐备，从国家到社会，从精英到市民都具备民族反思的条件和氛围，加上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重视，应该说有了较好的条件面对中华民族的后殖民心态。中国共产党在2016年5月18日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③从学术中国化重建民族的自信心，应该是直指中华民族的后殖民心态病症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近现代几乎全部学术学科的典范，都是西方学术界所建立的学术议程、学术分类、学术训练、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学术名词、学术标准等，中国学界几乎是全面移植，包括中国传统的知识也必须按西方学术加以改造、包装，学术的被殖民现象，已经“内化”为知识的“唯一”发源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从“学术层面”反省“后殖民”现象，是反省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态的预先性、基础性工作。如果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不能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典范，则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这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