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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谘询委员董立文 |
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谘询委员董立文认为，2012年“总统”选举败选之后，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大辩论就已经开始了，虽然没有辩论的固定场所，辩论的形式、规则，甚至没有辩论的裁判跟结论，但是辩论的实质性产生在众多的民进党人的发言里，散见在各个报章杂志媒体等场所，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停止。认为现在摆在民进党面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辩论，而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主张跟意见，整合出一个共识，来完成一个团结的民进党；套一句中共的话，如何统一思想共同行动，才是民进党最大的挑战。
董立文说，2011年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发言上面已经开始百花齐放，从2012年到2013年，也就是过去这一年来，蔡英文的败选检讨，苏贞昌竞选党主席的两岸政策主张，还有苏主席当选后到今天的实践，以及谢长廷的宪法共识的推广行动，都可以看做是民进党大辩论成果的一环，差别只是在于如何认知民进党中国政策辩论的实质跟意涵。
董立文说，苏贞昌认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调整要稳步缓进，先从可操之在我的部分做起，这方面上体表现在恢复中国事务部，成立中国政策委员会，以及举办中国事务研讨会，以及恢复驻美代表以及新增驻日代表，通通都算。
董立文认为，民进党各派系的中国政策或者两岸政策的重迭性很高，至少可以整理出三个共识，第一个共识都认为民进党必须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谁说民进党的核心价值要改变，核心的原则立场要改变；第二个在两岸关系上态度要转变，做法要调整，这也是共识，即使一些独派人士都不反对，甚至直接的认为两岸要接触，或是民共要接触；第三在实际的政策上也不再是为反对而反对了，也不意识形态化，而是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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