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国有企业市场活力
文章表示，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混改重点将主要集中在制度建设，由“混”向“改”转变，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从全能模式向服务型模式转变，通过划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活动空间，进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应加强政府对国有资本宏观层面的把控，如产业发展定位、国资战略布局等，弱化微观层面的干预，避免“行政化”“机关化”管控，加快实现从“控制”到“配置”的转变。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监督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的身份，参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方面，政府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股东身份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第二，无论是非国有资本主动参股国有资本，还是国有资本主动参与非国有资本，在资产定价方面，都要遵循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第三，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程度不同。具体来说，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政府可根据整个社会需求对资源进行供给管理和配置，并利用政府的行业监管来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对于功能类国有企业，渐进性引入非国有资本来弥补市场缺陷，通过产业政策对其进行扶持和引导，并加强政府对价格水平等方面的监管。对于竞争类国有企业，应完全按市场规则行事，持股比例由市场决定，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平市场秩序的维持和宏观调控的实现上。
完善公平竞争机制。首先，根据竞争中立理念构建竞争中立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实现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和民营资本权力平等、规则平等、公平竞争、风险共担，健全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破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其次，积极调整国有资本产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聚焦主业，推动关键业务、关键产品及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第三，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全面清理市场准入隐形门槛，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畅通市场化退出渠道，加大对民营企业在纾困、融资、用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第四，加大开放民营企业涉足领域，去除民营企业进入电力、电信、铁路、交通、水利、市政公用事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显性和隐性壁垒，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资本联合、产业协同、模式创新等参与国有企业重大投资、成果转化和资产整合项目。第五，民营企业应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加快建立治理结构合理、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因地制宜优化产业链布局。
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应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活力，坚持引资本与转机制相结合，产权多元化与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运营模式。首先，实施市场化人员选聘，推动职业经理人发展。经理层应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坚持权、责、利对等，促使重要岗位“能上能下”。混改企业推动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加强调市场化的选聘和退出，突出董事会选人用人权，是国企负责人取消行政级别的重大制度创新。职业经理人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要充分授权，也要加强监管，为了避免职业经理人的短期行为，公司应加强党的领导等制度安排，董事会依法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党组织则在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等方面把好关。其次，采用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严格招聘管理，提升人员引进质量；逐步加大考核力度，完成职位职级基本方案构建，形成以能力促业绩的用人导向，形成岗位淘汰机制，实现员工能进能出常态化。第三，构建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采取差异化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实施工资总额备案制，建立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联动机制和职工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形成增长适度、差距合理、关系和谐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加大引进新兴业务高端人才，探索市场化收入分配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国企和民企良性竞争、共同发展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强大动力。混合所有制改革体系下的公司治理机制是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双轮驱动的结果，下一步改革要构建有效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权利体系，形成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相互牵制的治理机制。首先，治理结构方面，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完善治理结构；实施以股权关系为基础、以派出股权董事为依托的治理型管控；重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关系，执行党委会前置程序，构建决策清单，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其次，激励机制方面，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激励约束体系，综合运用员工持股激励、国有控股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公司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探索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岗位或项目收益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方式，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第三，监管体系方面，强化以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为限、以派出股权董事为依托的管控方式，明确监管边界，股东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探索构建混改企业监管新模式，以确保在混改主体多元化、模式多样化的情形下，实现对国有资本的有效监管，既不损害混改企业灵活性、优势与效率效益，也能严防国有资本流失。
完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明晰混合所有制改革路线图，加强配套政策之间的协调，对相关配套文件进行系统梳理，出台可操作性强的配套政策和具体支持措施。首先，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加强与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联系，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加快建立营商环境诉求受理和分级办理“一张网”，加快推进政务服务热线整合，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热线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流程，及时回应企业和群众诉求。其次，建立完善应对疫情影响帮助混改企业化危为机的政策体系，制定实施恢复生产秩序和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政策措施。第三，规范政府行为，保持政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溯和承担机制，对造成政府严重失约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第四，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相关政策间的系统性，不仅要做好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协调工作，还要注重人才、资金、税收等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对政策之间重复和缺失情况进行有效整合。在政策细化、落实过程中，要增加政策“实施细则”和“执行方案”条款数量，形成“上有体制引导，中有实施意见，下有方案措施”的多层联动政策体系。此外，为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混合所有制企业政策制定者应深入企业并充分利用各种平台资源加强调研，确保出台的政策能真正解决企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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