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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中评社 张爽摄） |
中评社福州6月18日电（作者 汪毅夫）第7届两岸文教发展论坛的议题之一是“新时代两岸史学及其教育的融合与历史认同重建”。我想，把握台湾史的话语权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从30余年前的一段往事说起。1988年1月31日至2月1日，“台湾史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应邀向会议提交论文《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以〈问俗录〉为中心的研究》，但他本人却在赴台途中受阻于香港。陈孔立教授提交的论文是他写作中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他的论文经由台湾学者代为宣读，在会上得到和引起台湾学者的评论和讨论。会议主办方、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波教授对陈孔立教授论文的辩证唯物史观大为赞赏，副理事长尹章义教授则指出陈孔立教授论文未涉及的问题，如科举制度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等。
当年两岸媒体热炒的 “陈孔立教授文到人不到”的故事，是1949年以来首开纪录的两岸台湾史学术交流。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在台湾史研究及其教育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倡导唯物史观。 1988年是李登辉取代两蒋的领导地位、又是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绿营，有的在蓝营、有的在绿营）开始主导推动“去中国化”的年头。台湾史学界趋势附炎的学者提出台湾史的“同心圆史观” 和“东亚史观”，并用于台湾史研究和教育，意在造成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少年的分离倾向。几年前，在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夏令营报告会上，居然有大陆学者讲述“同心圆史观”，这说明我们对错误史观的危言性认识不足、批判不力。当然，最有力的批判是正面倡导唯物史观。1990年陈孔立教授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和刘进庆教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两本学术名著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位教授都理直气壮地告诉读者，他们的著作乃是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理论”来研究台湾问题。在新时代，我们更应当理直气壮地倡导台湾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当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提倡和包容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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