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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民粹经济政策的宿命
第二点，我想同大家分享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有争议的甚至被错误理解的问题。我们通常把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现象放在一起来讨论，世界银行对于高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大约是12500美元/年，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水平，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有人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即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阈值。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拉美现象之所以发生，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人为界定的阈值，而是这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实行左翼民粹经济政策之故。拉美有很多左翼民粹领袖，历史上著名的如阿根廷的贝隆、智利的阿连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是非常重要的左翼民粹领袖。拉美现象的启发，不在于虚构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在于民粹经济政策的失败。
眼下，右翼民粹风潮涌起，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民粹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历史最悠久的自由主义国家兴起，不能不令人担忧。很多人都会问，什么是民粹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经济政策？
民粹主义（Populism）确实难以被精确定义，因为这个概念被广泛用于描述特征迥异的政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简单来看，民粹的本质是分你我，将一个社会分为互相排斥的两部分，即同质而互相敌对的两个阵营——“善良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任何民粹的领导都会说“我”是人民的代表，而“你”是腐败的精英、资本家，这就是民粹主义核心的“二分法”。民粹主义普遍具有反精英、反建制、排斥差异、否定多元主义的特点，它极力迎合“人民”，丑化“敌人”，制造对立、拒绝妥协，反对多元相互制衡，引导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系统不信任，挑战主流秩序和现行制度，让“人民”的意志回归政治的中心。可见，民粹与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认为“民意”是多元的，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主张持开放的态度，强调多元的群体利益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制衡。
传统上，我们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是以左右划分的。最左端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中间偏左是国家管理、政府干预、福利主义；中间偏右是有限政府、私有产权；最右端是彻底的自由放任。这套按左右来划分经济思想的框架，无法解释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特征。理解民粹，需要一个全新的分析维度。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张多元共存，而民粹主义主张二元对立。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通常与右派经济思想结盟，民粹主义通常和左派经济思想结盟。但如今，民粹主义与经济右派思想结盟，已经发生在美国、英国这两个长期对民粹免疫的国家之中，我们正面临右翼民粹百年来首次登上舞台的情况。冷战后一整套政治和经济逻辑都开始失去其解释力。
基于英美在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大国地位，理解英美右翼民粹的未来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它将在五年或更长的时期持续影响全球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格局。不过，我们不必悲观。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说过，左翼是右翼身份政治的先驱。民粹共同的特征是强于政治动员，弱于经济政策。拉美现象的历史启示在于，民粹的领袖注定无法兑现他们对人民作出的宏大叙事和空洞承诺，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将被人民抛弃。对此，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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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变局
第三，我们分析一下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货物贸易与资本跨境流动的变局。
首先是货物贸易，变化的端倪已经出现。2019年，中国出口产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约3个百分点，相应的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等的份额占比上升。中国产品失去美国市场的份额，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我国出口制造业的投资和生产。而由于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产业链上的重要地位，进而导致整个贸易供应链的解体和重构。未来极可能呈现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出口增长特别是对美出口放缓，影响中国出口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导致中国相关进口需求回落，进而影响其他向中国出口的国家，最终拉低全球贸易活动和影响经济增长。追溯到这条供应链的最前端，我们发现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均受到不小的冲击。例如德国、日本、韩国，制造业PMI明显下滑并处于荣枯线以下。这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一大特征，即贸易活动的收缩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趋势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另一条具有规模效应的贸易供应链出现，有能力替代中国出口。当然，这里的变化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是资本流动，我们知道影响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利差，因为资本注定要追逐更高的收益率。在负利率涌现的背景下，资本如何寻求出路？如今负利率已经成为德国、日本、瑞士、瑞典等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的新常态，更有向其他经济体蔓延的趋势。但是，中国、美国、印度、澳洲等主要经济体还没有进入负利率区间。国与国之间存在一定的乃至扩大的利差，这种收益率的落差将导致资金跨境流动的深刻变化。中国作为为数不多的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中国资产不论是债券资产还是权益资产，都具有全球吸引力。在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海外投资者特别是养老金、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长线机构投资者，在追逐收益率的驱动下，可能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几年外资投资中国债市的背后动因，并且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建立更好的制度环境，我相信中国依然是一个对国际资本有很高吸引力的国家。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资产具备配置价值的观点是成立的，这也是能持续若干年的主题。
今天我跟大家汇报和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
来源:新财富 作者:丁安华(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招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