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和燮：非常感谢诸位专家的发言，下面我们进入自由提问和讨论环节。
黄载皓：我想向李家成教授提问，2018年东方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说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韩朝美三方要进行合作。当时提出此说法的意义是什么？
李家成：2018年习主席是基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想法，认为朝美韩三方会谈是可行的，但现在我们的想法可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是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方，也当然成为了终战宣言发表的参与者。另外，想让朝鲜参与终战宣言的发表，打通朝鲜通道的钥匙还是在中国这一方，所以中国的参与必不可少。朝美、朝韩的接触目前都处于停摆状态，中方在期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对此我建议以北京冬奥为契机，中国来撮合朝鲜驻华大使和韩国派遣来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高官，共同来举办一个中朝韩三方会议。
黄载皓：我想再确认，终战宣言发表应该是三方还是四方参与？
李家成：到目前应该还是四方。
牛林杰：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是影响韩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相互的负面情绪，因为我一直也关注这个问题，这和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非常密切，韩国大多数的媒体都是看美国和西方的媒体来做报道，所以想请教李东奎教授讲一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李东奎：确实韩国常常采用西方媒体的说法。有人说，中美之间在虚拟的战争中，中国是不是输给了美国？韩国的反华情绪是从萨德部署开始，一直延续到疫情时期。尤其因为疫情关系，中韩交流中断，导致反华的情绪在互联网空间一直扩散开来。今日在虚拟空间发生的这种较为激烈的、相互的攻击，我想在疫情结束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当然，虚拟空间这一系列的过激行为必须要有规管，但目前中韩之间认知确实存在差异。中国强调中韩之间文化传统的类似性，但韩国除了谈这一点，还强调经济上的利益，同时未来发展的观点不同。因此，须找到两国的年轻人能够形成共鸣的地方，击破认知差异，达成共识。
李东奎：我想请教牛教授，您作为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2022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亦是中日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在中日韩改善关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牛林杰：中日韩合作，20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2019年12月第8次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所发表的10年展望，这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实际上2020年韩国是中日韩合作的主席国，应该由韩国主导召开三国的首脑会谈，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再加上韩日关系的恶化，首脑会谈一直没有履行。现在经过这两年疫情的发展，再加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日韩三方的合作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刚才王键提到，中日韩签署了RCEP协议，我想这是一个在多边领域很好的合作。从中方来讲，是非常希望推动中日韩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包括FTA在内。但由于我们中日韩三国内部的原因，再加上外部美国的因素，导致进展非常缓慢。
中美竞争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例如贸易战美国已经失败，CPI指数、物价一直在涨。估计不久美国将解除关税，科技战对中国的封锁届时亦会有所突破。中美关系会从激烈竞争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王键：我想请教宋研究员，比较2022年的中日建交五十周年而言，我们对中韩建交三十周年的到来似乎充满了乐观，并不是进入恶化的状态，而是需做到危机管控。2018年在中国的成都顺利举行了第8次中日韩商务首脑会议，谈到了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具体的工作时间表。韩国的学者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期待或研究是何种状态？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未来还有推进它的价值和意义吗？
宋和燮：韩国和中国已经加入RCEP，韩国还未加入CPTPP，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加入CPTPP。当中日韩三国关系变好的话，加入FTA是有所必要的。今日的韩日关系有所恶化，因此中日韩三国想在一个框架下讲问题，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办法达成。
李韩耳：我想请教牛教授，您在发言中提到中国核心利益。我们双方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方所提到的战略性的均衡问题。如果发生了侵害到中方核心利益的时候，中国的回应方式是什么？
牛林杰：首先中国方面的核心利益它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也在不停变化。过去我们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强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现在我们也强调发展利益。因此，在中美天津会谈上，中方外交部给美国方面提出的三个底线，其中就包括发展利益，不能遏制中国的发展。如果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中国方面采取的一些反制措施要比过去更加多样化，包括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关系到中国国力的增加。其次，中国正在逐渐完善法律制度，例如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我们会依据相关的法律去进行制裁。
郭至君：谢谢各位专家学者在第一部分精彩的发言，作为记者和青年学者，我获益匪浅。老话常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所以青年学者们的观点也非常重要，感谢黄载皓教授对我、对中评社青年人一直以来的信任和鼓励，非常荣幸能够在第二部分担任主持人，由于时间有限，我想马上请大家来分享各自的观点。
束沐：中美多边主义话语权竞争下的东北亚局势走向
韩国政府于2021年12月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中国政府则是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的，而就在同一天，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方战略安全伙伴联盟（AUKUS）。这两个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美围绕“多边主义”话语权的竞争正开启新一轮较量，无论对中美关系、亚太局势，还是对世界政治来说，均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以平等协商、合作共赢为主旨的多边主义是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的正确发展方向。二战结束后，多边主义以联合国为载体，为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冷战后的霸权主义持续至今，多边主义始终面临着威胁和挑战。尤其是近五年来的两届美国政府，给多边主义带来了显着危害。
特朗普政府掀起单边主义逆流，莽撞冲击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粗暴剥夺全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权利；拜登政府则歪曲多边主义概念，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以结盟之名行排他之实，展现出迷惑性、误导性。
如果多边主义不能坚持、不能深化，我们所处的世界就会面临倒退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与繁荣就有可能得而复失。中国是当代多边主义体系的发起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负有坚持和发展多边主义的重大责任，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多边主义。围绕多边主义的话语权，中美两国在过去五年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竞争：
第一阶段是多边主义的“选择权”之争。简言之，就是多边主义一度面临“要还是不要”的重大抉择。这个阶段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政府“退群潮”进入高峰期，并对少数拉美、欧洲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扩散效应，但最后以特朗普的狼狈下台而告终。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势力，裹挟保守民粹力量公然对多边主义说“不”，国际社会一度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从。
习近平主席指出，“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坚定站在了捍卫多边主义的一方。2016年中国在G20峰会提出完善和改革全球治理的重大议程，2017年中国在金砖（BRICS）峰会提出更广泛包容的“金砖＋”合作模式，2020年亚太15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达成，国际社会支持多边主义的力量纷纷涌现，与特朗普时代的落幕形成对比，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第二阶段是多边主义的“定义权”之争。这是关乎辨识真伪、厘清本质、回归真相的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这个阶段始于拜登政府走马上任，其高举“多边主义”旗帜、重申遵守国际规则、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全球性多边治理架构等言行，一方面有挽救美国国际形象与公信力的考量，客观上恢复了特朗普上台后支离破碎的国际合作机制；但在另一方面，拜登当政下美方奉行的所谓“多边主义”，更多是冷战结盟的借壳上市，针对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不言而喻。有观点认为，从特朗普的“单挑”到拜登的“围剿”，美方对华战略实质尚未改变，祇不过多了“多边主义”看似义正词严的包装；还有观点直指，拜登的“多边主义”其实是“美国优先2.0版”，祇是手段而非目的。
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藉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近半年多来，中国积极对外阐述“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怎样践行多边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并在抗疫防疫、气候变化、阿富汗局势等领域在真正的多边主义基础上努力寻求解方，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高度肯定。反观美国，从G7、北约，到“印太四国”、美日韩同盟，在虚伪的“多边主义”包装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周边制造安全风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不过，从仓皇撤军阿富汗拖累盟友沦为千夫所指，到暗自勾连英澳军事结盟激起法国震怒，近来美国“伪多边主义”的节节败退，不仅生动诠释了“失道寡助”的真谛，也深刻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真正多边主义的坚持和盼望。
第三阶段是多边主义的“主导权”之争。顾名思义，“主导”包括引导、塑造，以及改革、完善。这个阶段的开始以中国申请加入CPTPP为标志，但在RCEP达成时就已进入前奏期。众所周知，作为RCEP的发起者，东盟成立之初曾带有反共反华的鲜明冷战色彩，在严格意义上并非真正的多边主义组织。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东南亚国家不仅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依据各国特色找到了自身发展之路。过去十年来，从“东盟＋1（中国）”、“东盟＋3（中日韩）”再到经由亚太15国平等协商、一致同意、陆续生效的RCEP，东盟的角色转变见证了真正多边主义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同样，CPTPP的前身TPP也曾是一个意在以经济贸易手段孤立和制衡中国的小圈子，但在美国退出TPP后，原有政治色彩已经逐渐淡化，而现有成员国亟待引入新的“活水”、创造更大的价值，不仅尚未有成员国公开反对中国的加入，新加坡、新西兰等成员国更是乐见中国申请加入。世界经济的重心在亚太、引擎在中国，若中国加入CPTPP，亚太乃至世界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多边主义带来的实实在在利益。中国以开放态度做大亚太经济发展的“蛋糕”，美国却试图以“印太”孤立中国、以AUKUS为名在亚太发起军备竞赛，谁能主导多边主义的走向？相信时间会给出最后的答案。
今天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再次进入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不能回到一个割裂的、敌对的世界。多边主义与历史悠久的东亚文明是相容的，中韩两国应该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避免东北亚重蹈冷战覆辙。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韩应该在更好推动RCEP生效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对方加入CPTPP，建立更紧密的经贸纽带。后疫情时代，核心产业链向本土转移是大趋势。中韩两国防疫体制不同，但成效都位居世界前列，双方应充分利用上述优势，引导各自产业链互补发展、共同打造高端产业链。
第二，中韩应以《终战宣言》为契机，率先让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深化东北亚地区政治互信。近来半岛局势趋于稳定，韩方提出的《终战宣言》有望成为东北亚和平的新里程碑。70年前的战争是历史的不幸，当时的参与方都应该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祇有多边主义才能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坦诚对话协商，早日达成《终战宣言》、推动半岛无核化。
第三，中韩智库学者应从东亚文化的共同背景中汲取资源，深入探讨多边主义的内涵。疫情影响下，两国学界可以举办视频研讨会，诠释各自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各自传统文化中的多边主义元素、各自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理念，并从中寻求交集、扩大共识。
金裕超：管控韩民间反华情绪稳中韩关系大局
2022年即将迎来中韩建交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两国关系飞速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并成功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相较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热”，近几年来两国民间情感却显得较“冷”，根据2021年下半年的多份民调显示，韩国国内反华情绪大幅上升，中国甚至已取代日本成为韩国民众最不喜欢的国家，这一现象值得长期关心、支持中韩关系发展的有识之士高度重视和思考。
四大因素导致韩民间反华情绪升至高点
我认为，在近年来中韩官方交流交往热络的大背景下，韩国民间反华声浪却越来越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萨德”事件是中韩关系急转直下的催化剂,令韩国民众对华产生较大反感。2016年朴槿惠政府宣布允许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和祭出多项反制措施，但不少韩国民众却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未能有效约束朝鲜，才致使朝鲜无所顾忌地在半岛多次进行核试验，韩国引进“萨德”是维护自身安全的无奈之举。虽然文在寅上任后两国针对“萨德”达成“三不一限”（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限制使用“萨德”）共识，此后中韩官方关系也逐渐回暖，然而“萨德”事件令韩国民间对华负面观感明显加深，其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
第二，年轻一代韩国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心存戒备，同时在诸多问题上批评中国的做法。虽然年长的韩国人曾在漫长冷战时期与中国对峙过，但却普遍认为韩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日本吞并的36年给很多年长的韩国人留下深深伤痕。而年轻的一代并没有被日本统治过、直观感受不强，反而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是对自由社会的威胁，并在南海、新疆、香港、台湾、新冠疫情等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此外中国曾实施一系列限制“韩流”进入市场的举措，也被韩国年轻人视为“不友善行为”而展开挞伐。
第三，部分政治人物出于短期选举利益考量，利用批判中国拉抬自身声势。由于韩国总统大选即将于2022年3月举行，部分保守派政客为争取年轻选票刻意打出“中国牌”，如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曾多次批评中国，称韩国现任政府在对美及对华政策上模糊不定，令韩国成为美国主导的民主国家联盟中的“最薄弱环节”，此外还要求韩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必须以巩固美韩联盟为出发点，诸如此类的政治人物言行对年轻族群对华观感产生了不小影响。
第四，韩国媒体涉华报导带有不少偏见、歪曲和误解，对民间反华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指责中国在政治上忽视民主、军事上霸权主义、经济上打压他国、文化上抄袭盗版，尤其在“萨德”问题上频频攻击中国实施的反制措施，并藉机批评中国的对朝政策和半岛无核化政策等。由于韩国主流媒体影响力较强，经其塑造的中国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
从三方面着手改善韩民间对华负面认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民之间感情对维系和推动中韩关系发展非常重要。根据上述对韩国民间反华情绪上升的原因分析，今后可从以下三方面切入逐渐改善这一现象：
第一，官方要积极规划未来两国关系发展蓝图，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前中韩关系呈良好发展态势，具备扎实基础、广泛利益，且经受住了疫情考验，2022年还有建交三十周年的重要机遇，两国应一道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活跃人文交流、密切国际合作，在两国营造出亲近、和谐、友善的中韩关系氛围，藉助官方沟通的良好顺畅来逐步化解民间的误解与分歧。
第二，两国国民尽量做到相互尊重及包容，避免掉入以偏概全的情绪陷阱。韩国民众在批评中国之前，或可多瞭解一些中国的现实处境和难处，如中国面临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围堵，必须发展军事力量保卫自身安全，这并非是针对邻国而展开的军事威慑，又如韩国引进“萨德”是为了保护自身免遭朝鲜核武器以及导弹的威胁，但“萨德”引入后改变东北亚战略平衡、削弱中国核威慑力，进而也冲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民众在看待韩国时，也需要考虑韩方的关切、利益和诉求。双方民众应相互理解、体谅，不被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带偏，这样有助于降低民间的反感与敌视情绪。
第三，双方舆论要传递真实信息、发挥正面影响力，反对和抵制人为制造情感障碍，塑造中韩两国在对方民间的良好形象。两国舆论尤其是韩国舆论要树立促进中韩友好的正确导向，做到以客观、中立立场看待中国，积极关注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领域取得的显着成绩，同时针对争议性问题及时发挥解释、疏导作用，抵制和澄清别有用心者刻意制造的负面舆论，为中韩关系构筑友善的社会舆论环境。
民间友好始终是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力量源泉，长期以来两国民间人士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需注意到，近几年来不少韩国民众对华认知出现偏差，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所上升，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须引起双方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解决好。中韩地理相邻、经济相融、文化相近、感情相通，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感情基础，期待以两国建交三十周年和“中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传承民间友好传统、讲好民间友好故事，为推动中韩关系全面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民间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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