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宜粲：韩国公共外交的发展方向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前外交官艾德蒙·古里安（Edmund Gullion）提出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公共外交一直是冷战时期美国向国际社会有效宣传对抗苏联政策和意识形态工具的一种方式。从概念上讲，公共外交是与传统外交不同的一种外交活动。公共外交是指通过国家间和国际间的交流，建立对本国历史、传统、文化、艺术、价值、政策、愿景的共鸣，从而促进外交关系，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的外交活动。
冷战结束前，韩国的公共外交因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受到限制，其作用也仅限于提高韩国国际地位的体育或文化知识外交。此后，公共外交从2010年开始正式被国民所熟知，并于2016年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战略，制定了《公共外交法》。此外，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韩国在2018年设立了国家外交中心，为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韩国的公共外交项目不断增加。因此，韩国的公共外交正在为这个中等力量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起到一个核心作用，通过代表性的韩国流行音乐（K-POP）和韩剧可以创造文化外交的价值和规范。
如上所述，韩国的公共外交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民主化和工业化的成功，韩国的国际地位和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提高，韩国政府非常愿意在国际社会传播这些资讯。第二，随着韩流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利用韩流的公共外交也在不断推进。第三，公共外交在历史和领土纷争尚未得到解决的东北亚关系中，成为向国际社会传达我国立场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一发展过程，韩国的公共外交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以韩流为基础的文化外交奠定了韩国公共外交的基础。文化外交虽然祇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但在韩国，文化外交在韩国公共外交的整体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在韩国的公共外交中，知识外交与文化外交一样，都是体现实力的部分。知识外交是将知识作为资产发挥软实力的外交手段，而韩国是知识资产领域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韩国在公共外交和软实力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知识共享计画(KSP)和发展经验交流计画(DEEP)就是代表性的例子。第三，韩国公共外交具有参与性、合作性的特点。参与公共外交是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吸引国民参与的形式，合作公共外交是指与国民合作，与外国政府或机关共同运营项目。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了这种参与合作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国家外交中心。
虽然韩国外交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迅速，但韩国的公共外交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在过去的30年里，韩国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韩国的公共外交却以国家为中心，有可能导致封闭的民族主义。考虑到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外交有可能助长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引起其他国家和国民的反感。其次，韩国公共外交的问题是，每次政府改变，韩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就会改变，缺乏连贯性和长期性。韩国政府在对外政策领域很难获得长期的信任。
要想克服这些问题，首先要摆脱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外交，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实现相互理解和分享。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有必要参考德国和挪威的事例。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宣导规范的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实施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在美中矛盾中，韩国应该独立确立自己的立场的国际政治现实，在国际社会中构建韩国自己的中间价值和规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为了维持韩国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即使政府更迭，也要达成最小限度的国内协定。另外，在进行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应该提供公共讨论的场所，鼓励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企业、媒体、市民社会等各种团体来确定韩国公共外交的方向。最后，考虑到数字技术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有必要利用韩国的外交资产——数字技术，加强数字公共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短时间内实现民主主义和经济增长的国家。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将逐渐增强，韩国公共外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公共外交传播韩国的价值观和规范，形成全球共同利益的良性循环。为此，有必要加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合作。
高升华：朝鲜领导人特点与行为模式
在过去70年的分裂中，朝鲜半岛处于停火紧张状态。南北关系经历了多次起起落落，在起起落落期间发生了无数的武装挑衅，而这些挑衅大多是由朝鲜发起的。学者和专家们提出了各种解释北韩挑衅的理由。究其原因，通常是外部环境，即朝鲜与美国、韩国、中国等国的关系，以及内部因素，如加强精英阶层的团结，或平息民众对安全紧张局势的不满。然而，以往没有多少研究试图从个人层面探讨这一问题，将领导人的个性与朝鲜的做法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从领导者各自的特征出发，对其行为模式的解读进行了谨慎的尝试。这种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一，朝鲜的政策制定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领导人的影响。二，外部和内部环境可能会改变，但性格很少改变。
金日成：无畏的游击队员
在金日成建立自己的帝国之前，他的职业是战士。他打过抗日战争，曾在苏联红军服过役。据说，他大胆的决断模式来自于这一时期的经历。他对斯大林的肃清政治印象深刻。他还被描述为一个非常热情、自信和独立的人，这后来也符合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征，并发展成为“主体”。在此期间，朝鲜进行了数百次的即兴对抗和渗透。在他的领导下，朝鲜的伏击是直接而充满信心的。边境的士兵也制定了许多游击战术。随着韩国经济增长速度追上北韩，金日成的自信心似乎开始下降，而且出现频率也明显下降。相反，他开始升级挑衅级别，比如劫持搭载无辜平民的韩国飞机。这可以解释为，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他试图将问题扩大到国际层面。
金正日：风险规避者
金正日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在被尊为神的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作为下一代的指定领导人，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形成了善于规避风险的性格和能力。当我们观察金正日时代朝鲜的行为模式时，直接碰撞急剧减少，自发行动受到了限制，但挑衅水准是高的。朝鲜还进行了核试验、天安舰沉没等大规模挑衅。但是，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似乎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有着想要成为焦点的复杂愿望。
金正恩：善于利用媒体
金正恩上台时，世界曾期待他年轻的思想和来自国外的经历可能会改变这个国家。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似乎知道如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唤起人们的感情。比如，第一夫人的陪同在朝鲜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李雪主正式陪同金正恩，对外展现出了友好。此外，他还亲自到普通市民的家里视察人们的生活，这是令人惊讶的新鲜表现。很多专家从他在自由主义国家接受的教育和早年的经历中，找到了他史无前例的表现的诱因。总而言之，他喜欢吸引注意力，而且绝对知道怎么做。另一方面，金正恩被分析为竞争意识强、雄心勃勃的人。然而，研究表明，他可能看起来勇敢而强大，但实际上是害怕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综上所述，三位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自恋者。他们在“王国”中长大，整个国家都崇拜他们的血统。然而，根据他们的成长背景和自然特征，自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似乎因为领导人个性的不同，北韩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金日成的信心十足，金正日偏好使用间接行动，金正恩则在负责和处理国际事务上表现出的决绝。
这并不是说，外交政策无条件地反映出领导人的特点。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肯定是主要原因，但我认为，理解领导人的性格可能会提高对朝鲜行为的解读和预测的准确性。
闵锐：韩国和日本对中国威胁认知比较
冷战结束后的东亚盟友关系可以用威胁均衡论来进行解释。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平衡地区力量的重要盟友。随着美国加大对中国崛起的牵制，美国在不断强化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
威胁均衡论强调国家所要平衡的不是权力，而是威胁。在威胁均衡论提出的四个变数（综合国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进攻意图）上评估韩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比较可以发现：在综合国力（人口，GDP,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上，中韩国力差大于中日国力差;在地理毗邻性上，韩国相对日本和中国更近；在进攻能力上，基于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的防务要求，以及全球火力指数Global Firepower排名，韩国和日本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在进攻意图上，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而中韩之间同样存在“苏岩礁”等海洋经济专属区的分歧。各国在该类问题上分别设定“防空识别区”。由此可见，韩国的威胁认知应该至少达到日本的认知程度。但是现实状况并非如此。
2021年3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进行2+2对话。比较会谈后“美日联合声明”和韩国外长的回应可以发现，日本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韩国“不选边”的政策摇摆于中美之间。传统威胁均衡论可以解释同盟形成的结果，但是无法解释威胁认知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理论中的变数属性发生了变化。韩国和日本对华认知的差异存在于两个变数：对华贸易依存度上韩国高于日本，对华区域战略竞争上日本高于韩国。
“贸易和平论”认为贸易可以有效地减缓国家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地理位置相邻的贸易国家间减少了传统地缘政治引发的威胁认知。这使得“地理毗邻性”成为影响两国威胁认知的积极变数。首先，日本经济对贸易的依存程度低于韩国。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总贸易额占GDP的平均值高达60.4%，而日本仅为22.6%。同时，贸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对称性依赖”成为中韩之间贸易关系的主要形态。根据贸易依存度公式（双边贸易额/GDP×100%）结合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的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远高于日本。截止到2020年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为15%，日本为6%。这导致韩国在经济安全利益上比日本更加需要与中国的合作。
其次，随着冷战的结束，“进攻意图”的含义同样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冲突来源的因素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间的影响力与领导力竞争。这既反映在全球层面，也反映在区域层面。一个崛起国的实力增加，使得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同时促使其扩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领域内的影响力。这冲击了原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该范围内的领导力。存在这类情况的国家间，威胁认知程度会急速上升。中日矛盾就属于这类问题的范畴。上世纪70、80年代，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雁行发展模式”成为日本领导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同时，日本不断加大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通过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上的竞争导致中日在钓鱼岛上的争端持续升温。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日本宣导的“印太战略”形成战略上的对比。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韩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深化，而中日在区域领导力上的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使得“威胁认知”在中韩之间相对减缓，在中日之间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历经两年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其后，韩国将可能更加依赖中国稳定的市场来恢复经济，而日本则将面临中国持续增速的国力而带来的战略压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对今后中韩关系发展的建议为：加大以经济为基础带来的社会人文交流。本文仅在比较韩日对华威胁认知的程度差异，并非认为韩国对华没有威胁认知。韩国在新闻舆论方面对中国的认知模式仍具有“非客观性”。
同时，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已经逐渐认识到贸易上的“非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压力。随之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在试图平衡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中国需加大经济上的影响力。RCEP将东南亚与中日韩囊括在内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在对中日关系上，中国需要时间让日本适应中国的崛起，接受东亚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变化。这并非易事。中国现今的实力造成了区域（中日）以及全球（中美）两个层面的权力结构变化。这使得美日在对华政策上高度保持一致。因此，可以采取拆分问题的方式进行缓解威胁认知程度。在中日双方都没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领域展开合作，逐步推进。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应以此为契机展开相应的合作发展，稳定关系。
郭至君：台海局势现状与中韩合作
近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民进党当局不断在“台独”分裂的路线上挑衅大陆，美台不断勾连做各种小动作，中国大陆官方也接二连三放出震慑信号，导致东亚地区弥漫着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媒体的炒作和“带风向”，我们发现，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舆论出现了不少关于台海战事的联想，甚至，我还收到了多个韩国友人担心的提问：台海不会真的发生战争吧？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我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目前中美竞合的大背景、大变局之下，有三个问题是维护东亚安全需要高度关注的。
首先，目前台海局势的危险程度有多高？我认为，目前，“台独”势力对中国大陆存在严重误判，若其主动挑起战争则将万劫不复。
近期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不断加速进行“谋独”挑衅，不断公开与美国勾连关系，既挑衅大陆，操弄政情，又为自己壮胆。可以说，蔡英文当局已经点燃了两岸战争的导火索，成了发起两岸战争的主动方，这是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方面的克制与包容，做出的极为错误且危险的判断。现在我们需要确认的是，这根导火索有多长？要燃烧多久？是否可以在千钧一发之际不被点燃？我们非常清楚，中国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可能退让，因为这事关中国领导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诚信与决心。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曾清楚表示，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因此，我必须讲，两岸之间的钢丝高有万丈，一旦失足必然粉身碎骨，在这里也想奉劝“台独”政客们，不要总在钢丝上玩花招，否则，有朝一日必然会失足跌落，引发严重后果。
第二，外部势力插手台海，结果如何？我认为，两岸事务是中国内政，若他国同美国一样频频插手，必是当风秉烛，十分危险。
台湾问题不仅事关中美全局，也是东亚地区是否可以持续和平稳定的关键性因素。但可惜的是，今时今日，不仅美国越发高调地玩弄台湾这颗棋子，与中国大陆“激烈竞争”，日本企图插手台湾问题的动作也已逐渐清晰，甚至韩国在今年也多次罕见地提到台海局势。对此，一方面，我理解韩方的表态，另一方面，我担忧韩方一些对华鹰派政客无法很好地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韩美同盟关系协调发展。目前，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对中国已然行不通，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因此，我亦想劝告对台湾问题有着不切实际想法的他国政客，要掂量一下其自身安危，不要支持“台独”，更不要被“台独”势力裹挟住，不要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
第三，若台海有战，会如何？我认为，各国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失控状态，否则，东亚乃至世界人民将自食苦果。
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朱锋日前指出，台湾问题是会令中美关系全面崩溃的指数级爆炸点，如果双方因台湾而军事摊牌，两国关系40年发展成果将毁于一旦。对此我以为，不仅中美关系会全面崩溃，若真正引爆此“火药桶”，整个世界都将变样。虽然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完全体会不到战争的苦痛，但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反而更要时时刻刻牢记我们所处的和平年代有多么地来之不易，要坚持战略定力，切不可自毁和平与发展前程。要知道，一旦发生战争，不止台湾、不止两岸，中美两国、整个东亚，都无法躲过战争的烈火，这绝对不是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的主动选择。
为此，我也想站在青年学者与媒体人的视角，为中韩关系提三点建议：
第一、中韩应该互相帮助，支持彼此的国家统一。
中韩两国都深知且饱受国家分裂的苦楚，因此在国家领土统一问题上，我们两个国家更加应该互相帮助，支持彼此。今年9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重提《终战宣言》这一话题，我认为，若《终战宣言》最终发表，则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是朝鲜半岛迈向和平与无核化的第一步，也是半岛和平机制建设的第一步，更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一个强有力的和平象征。对此，作为半岛事务重要一方和《朝鲜停战协定》缔约方，中国应该支持《终战宣言》的拟定、发表，韩方也应该积极与中方就推进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二、韩国对于“台独”的危害，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被美国的对台政策所误导。
刚才已经讲过，若外国势力插手台海局势，则十分危险，因此我认为，韩方必须清楚地认知这种不可干预性，不追随美国和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在中国不可侵犯的核心利益上进行政治操弄。我们都知道，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玩火的美国就是希望“以台遏华”，但这个世界的大规律不应该是彼此零和博弈，而是彼此良性竞合。希望韩国在这方面始终拥有战略定力，在韩美一些安保会议的共同声明的措辞上小心谨慎，不去干涉中国的核心利益，在韩美同盟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三、中韩双方都不应伤害彼此两国人民求和平、求统一的感情。
无论是两岸人民还是韩朝人民，彼此都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改善关系，实现和解，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是中国和韩国都有的多年的愿景。但现在我们两国的一些舆论气氛和民粹主义严重影响了对彼此的客观认知，并在不断消耗、伤害着中韩人民求和平、求统一的感情。作为媒体人，我认为专业主义和理性冷静是必备技能，我也在此呼吁中韩两国媒体在报导彼此时应实事求是，不去煽动民粹以减少双方的误解、误判，切不可让流言蜚语损害中韩友谊。
中韩是永远的邻居，有着无限广阔的合作前景。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在此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下，我们两国更应该在维护东亚安全乃至世界和平上做更多的努力，以实际行动展示国家间合作以共护和平的可贵性与可行性。
郭至君：总结
近两年，国际格局变化迅速，中韩两国无疑都在调整、适应当中。今天我们论坛的主题是“中美战略竞争期的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安全”，可以确定的是，中美“竞合”状态将持续化、常态化。在此大背景下，中韩关系势必会有所变化，但是，是变得更紧密而不是更疏离。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历史证明，良好的中韩关系才能符合历史和时代大势，中评社作为反战、反民粹、护和平的媒体，会为中韩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继续努力。再次感谢黄教授和韩国外国语大学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今日参会的中韩专家学者和青年朋友们，我们克服了因为新冠疫情产生的地理上的障碍，在云端齐聚，举办了精彩的思想盛宴，十分难得也十分重要。最后，希望各位可以一如既往地支持中评，期待我们来年尽快再见！谢谢大家！
黄载皓：总结
今天的会议有很大的意义。第一，我们确认了韩、中两国的核心利益。第二，我们确认了彼此两机构的友好情谊。第三，我们确认这类型的交流平台必不可少。时间虽然很短，但我们通过这样的沟通确认了双方的意思。我们今天的会议不止包括两国的专家学者，还包括两国年轻人的意志和想法，十分重要。当然，没有孙志凤老师的翻译，我们今天的会议也不能成功举办。期望贵我两机构能有更进一步的深入交流，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结束今天的会议，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黄载皓：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学系教授，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院长，现任韩国总统政策与规划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Policy and Planning）成员。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在韩国国防分析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的安全与战略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Strategy）担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以及东北亚的政治和安全问题。
宋和燮：韩国釜山人。1986 年韩国首尔大学外交学研究生毕业，随后在韩国国防研究院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日本的国防政策、美日安保关系、韩日和韩美日安全合作等问题。1994年开始在东京大学学习，对日本社会有深刻的瞭解，结交广泛。
朴晶载：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研究员，21世纪安全研究所责任研究员，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1987年海军学院毕业后，2016年升任海军中校，先后担任巡逻艇舰长、扫雷艇指挥官、轻型护卫舰舰长、第2舰队司令部计画参谋处处长、联合参谋部战略计画部战略协商负责人、韩国国防部首尔防务对话总负责人。研究领域包括朝鲜半岛安全、东北亚海洋安全、中国南海争端等，近期在做镭射武器研究。获得韩国国防大学硕士学位、韩国国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李韩耳：韩国西江大学政治系BK21 Plus项目的研究教授。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学位，研究韩美同盟的军事效力。在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多项研究项目，并于2013-2014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美国)担任研究员。2010年至2011年，在韩国外交部担任研究分析师，专门研究东北亚政治事务。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军民关系、联盟有效性、核科学家网络、东北亚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和核不扩散。
李东奎：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国外国语大学东北亚外交通商专业的兼职教授。获得韩国外国语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中国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前，曾于2015年至2020年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担任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韩中关系、东北亚安全。最近发表的文章有“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医疗和数字丝绸之路的意义”、 “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策略看习近平思想”、“冷战时期的韩中关系：1972-1992”、“改革开放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台湾经济史）。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台湾史与东亚区域关系史。
牛林杰：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和中韩人文交流，研究专长为中韩文学比较研究、东亚抗日文学比较研究等。出版学术著作、译着4部，主编韩国语教材12部（册），主编《韩国蓝皮书》、《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丛书18部。
李家成：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法学博士，兼任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东北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美国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在朝鲜半岛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领域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发表CSSCI文章9篇、其他学术论文50余篇，时事评论1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个、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个、省级项目4个、校级项目2个。
申宜粲：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区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修欧盟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一体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与亚洲关系。目前在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IGCS)担任助理研究员，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最近的著作包括《欧盟移民和庇护政策的制度强化:欧洲强化和规范力量之间的困境》(2020年12月)、《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度发展及其扩展:从ETS到欧洲绿色协议》(2021年8月，合着)、《韩国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和活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案例》(2021年11月，合着)等。
高升华：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联合国授权的和平大学主修国际和平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目前是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IGSC)的助理研究员。在此之前，曾在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为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工作。研究领域主要是朝鲜，并延伸到东北亚。
闵锐：本、硕、博就读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政治外交系，专业为国际政治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亚安全，朝鲜半岛政治经济，威胁认知。
束沐：现任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研究部主任。南京大学法学学士，台湾大学硕士。
金裕超：现任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法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
郭至君：现任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文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理学硕士，曾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职。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