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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 |
香港对内地最重要的功能 在于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长期以来都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截至2020年底，来自香港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13,013亿美元，占全国总额56%（香港贸发局资料），因此香港的金融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极其重要。
对于这个重要性，不仅中国内地和香港看得到，美英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领军者也不可能看不到。在中美进入极限相持阶段的今天，从俄乌战争的现象看，美国对于击垮对手的欲望极其强烈，动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动用金融手段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可能的选项。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遭遇挑战
近期香港纷传大量涉及金融的专才与公司移往新加坡，舆论开始关注香港会不会“被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问题。中评智库的大数据也专门就人才的空巢化问题，做了数据搜集与分析。
第一，动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符合美国战略亦有利英国发挥影响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内地非常重要，在中美极限相持的竞争状态下，以新加坡替代香港有利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美英目前对香港问题已经无缘置喙，打残香港、扶持新加坡就很可能成为美英刻意推动的战略规划。
第二，新加坡金融业表现异常。有资料称，2021年新加坡外汇期货交易1.52亿美元，自2019年就获得了全球第三大外汇市场的地位；2021年底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2000亿，取代香港成为最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2021年金融服务业就业人员创造了近一万个新增岗位，这对于人口五百七十万的新加坡来说是不成比例的。
第三，替代的设想并非今天才有。九七之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曾经就国际仲裁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问题达成相关协议，但当时就盛传英国有意将国际仲裁中心移往新加坡。当时普遍认为，如果缺少了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对内地的银团贷款会受到重大影响。也就是说，用新加坡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设想并非今天才有，只不过现在的幕后主导由英国变成了美国。
新加坡具有取代香港的主客观条件。
新加坡替代香港的威胁是否存在，我认为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至少是需要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研，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
第一，新加坡本身具有取代香港的客观条件。比如新加坡自然条件与香港类似，地理上的经度位置与香港近似，同样可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的中继站。在气候上、地形上都与香港类似，且华人占社会主流。新加坡政治体制与美西方更加接近，而全球金融体系是美西方建立与掌控的。客观而言，目前的情况有利于新加坡。
第二，新加坡通过主观努力创造的营商环境不在香港之下。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对人才的引进与挽留政策远较香港为佳。且新加坡长期以来亦有与香港在金融领域一较高下的雄心。
第三，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可能被美国当做棋子。从俄乌战争看，美国以及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堪称无所不用其极。我认为如果将香港剔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会给中国内地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就不能排除美国会采取这种手段。
第四，东南亚制造业与贸易的扩张夯实新加坡金融业的基础。金融业需要实体经济及大额贸易的支撑，而在制造业从中国内地外移、东南亚的制造业与贸易对金融服务需求大增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选择英联邦国家之一的新加坡替代香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迁移造成的损失。
需要精准调研新加坡 在金融业方面的异动
虽然相关专家对美国会不会最终动用“金融核武器”，将香港剔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依旧感觉在“极限相持”的状态下，主要取决于美国如何评估将香港剔出美元交易系统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成效。
目前数量不详但已引起社会关注的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外移新加坡，到底是疫情封关的短期影响？是国安法引起的安全担忧？还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刻意推动的战略替代？目前还不能贸然定论，但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精准调研与统计，然后作出判断。
我认为，北京应该迅速组织中央金融职能部门与香港金融机构组成小组就香港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迁移新加坡的现象展开专题研议。香港经济与金融机构负责人，组织人手迅速搜集、提供准确的香港金融人才与相关机构迁移新加坡的数量与质量；在精准获取讯息的基础上，中央与香港共同作出判断并研议对策：
第一，确认香港金融人才大规模迁移新加坡是个人或机构的短期避险行为，还是美英意图以新加坡逐步取代香港，为中国与美西方竞争到一定程度时将香港剔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暗中提前实施推动的战略布局？
第二，如果确认是美英刻意推动以新加坡取代香港的战略布局，中央则要会同香港商议并共同制定对策，以遏制美英布局的实现，包括相关问题的介入与妥协。由于涉及国家力量的博弈，需要高层级领导进行协调指挥与落实。
简要而言，就是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而从目前的状况看，重中之重就是保障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郭伟峰：结语：
各位专家学者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经验与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问题，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论述，尤其是为推动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所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有深度、有价值。“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待完善、有待创新、有待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全社会集思广益，尤其是专家学者必须运用问题导向思维，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
在此补充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展望今后，香港要在塑造正确的“新三观”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我们专家学者更应该带头鼓与呼。何谓正确的“新三观”？
第一是正确的国际观。香港回归25年来，保持与扩大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并非一个懂得国际政治的城市，香港社会的国际观一直是偏重认同欧美的国际观，并不太瞭解中国的国际观，容易造成香港社会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迷失方向，甚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站错队，成为欧美国家反华制华的舆论场、传声筒，因而站在自己国家的对立面。因此，香港今后务须加强对中国国际观的认识，积极支持中国捍卫世界公平正义，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对不能以欧美的国际观马首是瞻。
第二是正确的国家观。香港回归25年来，爱国思想已经形成社会主流，但是毋庸讳言香港社会的国家观则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其中最大的误区就是“爱国可以反共，反共也是爱国”的思潮泛滥，导致外部反华势力毫无阻碍地重兵集结香港，利用香港作为反共的棋子，进而鼓动反内地、反中国，唯恐中国不乱，2019年的教训非常惨重。今后爱国者治港的地位牢不可破，但是认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领导能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成为香港社会国家观的主流认知。在正确的国家观指导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新时代的重大使命。
第三是正确的两制观。香港回归25年来，用时间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是成功的，但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的思想障碍主要发生在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主从关系认知混淆，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并作出了强有力的纠正。在牢固树立“一国”原则之后，今后如何平衡两制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重中之重。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是两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在不危害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更好地改良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吸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解决自己旧的制度难于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需要深入研究、努力创新的两制观。
评论员简介
郭伟峰：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王春新：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
李风：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香港资深媒体人、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任香港多家传媒中国部主任，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专访习近平，境外媒体专访习近平第一人。获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多次获邀赴日美两国外交机构及战略智库做学术访问。着有《两岸随笔》、《坚守香港》。
李剑诸：《思考香港》执行总编辑、香港两岸客家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历任团结香港基金顾问、中国日报亚太分社社论主笔、大公报社评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翻译。
胡伟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曾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系主任、教授。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国际安全问题，东亚国际关系，亚洲的地区主义，中国外交政策和两岸关系。
纪硕鸣：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资深媒体人、凤凰卫视评论嘉宾。亚洲最佳记者，六次获亚洲出版业协会颁最佳报道奖，亦获香港最杰出同志议题报道奖。擅长新闻的深度报道，善于捕捉热点及重大新闻。着有《智慧的身影》（香港出版），《马英九走出崎岖路》、《终结美元》（上海出版），《中国新政》、《信仰》（北京出版）等书。
郭一鸣：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资深香港传媒人，曾两度担任英皇集团旗下报纸《新报》总编辑，亦曾任职《成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亦是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副主席。
刘澜昌：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时事评论员。曾任职香港《开放杂志》、《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凤凰卫视、亚洲电视等媒体，策划制作“解密百年香港”、“澳门五百年”、“香港望族”、“三年零八个月” 等电视特辑。主持论政节目“把酒当歌”，着有《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生态》、《aTv绝密文件》等书籍。
罗祥喜：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中国评论通讯社总编辑。
王平：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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