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
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
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
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香港在走向衰落吗？
环球时报：很多人说，香港变“乱”了，是这样吗？香港在步入衰落吗？
吴逢时：香港并没有“大乱”，已经恢复常规。对于法治、文明秩序的偏好没有减退，社会所依存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元素都没变。改变的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理解，对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的理解。2014年可能开启了香港抗争政治的时代，妥协和调解不会时髦，所有政治纷争可能从此都会以社会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都要以零和博弈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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