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中印边境冲突 北京的态度与政策”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
印度在抵制中国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后，将更为强调“印度优先”或“印度制造”的重要性，可能影响中国在南亚所建构的“中巴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北京将不得不强化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或斯里兰卡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但是在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冲突下，中国将会更为重视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乐见华府拉拢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与澳洲在内的海洋民主四国安全体系当中。从地缘政治视角而言，中印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之后，第二个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一、前言
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中国与印度在西部喜马拉雅山边界发生多起冲突，特别是今年6月15日至16日晚上发生的冲突，造成20多名印度士兵死亡与76名士兵受伤，中国方面则伤亡不明。冲突的起因乃是因为双方在拉达克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修建公路或掩体等。该起冲突事件标志着过去40年来，中印双方士兵首次在中印之间的战斗中丧生，也影响着中印关系发展以及整个南亚势力版图的重整。
在该事件发生过后，印度提高对于中国的“全方位反击”。在军事方面，印度增兵拉达克地区，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陆军司令纳拉文(Manoj Mukund Naravane)的陪同下亲访拉达克的尼姆(Nimu)的军事基地，彰显印度政府对于边境部队的支持。
此外，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Defence Acquisition Council, DAC)批准从俄罗斯购置21架米格29战机(MiG-29)和12架苏恺30战机(Su-30)，同时升级59架空军现有的米格29战机，并且购置250枚印度所自制的“阿斯特拉”(Astra)空对空飞弹，同时印度空军也在7月4日于与中国接壤的地区进行演习。
在经济方面，印度政府限制具有中资背景的公司参加或以合资的方式参与印度的公路建设，也不再允许其投资印度的中小及微型企业(MSME)。印度国有的公营电信公司(Bharat Sanchar Nigam Ltd., BSNL)与MTNL电信与其他私人电信，禁止向中国采购电信设备并修改招标文件，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电信业的招标。
印度政府也号召民众、政府部门与公民营企业多采购本土产品。
相较于印度的积极性作为，中国则表示“通过外交和军事管道解决领土争端”。并且，北京将紧张局势的升高归咎于新德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敦促印度“不要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共同表示，为恢复实际控制线的和平与稳定，双方的武装部队必须彻底脱离接触。并且承诺不会采取单方面改变现况的行为，并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协调工作机制(Working Mechanism for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India-China border affairs, WMCC)下进行外交与军事层面的讨论。相较于印度积极性的做法，中国似采取审慎的方式进行应对，更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展现。
二、防御性现实主义立论
有关于国家的崛起，特别有关于中国的崛起，研究文献多聚焦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theory)理论、现实主义阵营(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审视中国的崛起，预测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冲突甚至战争的未来；权力移转理论预见到，由于崛起的大国与统治国家对立，而前者更为倾向重塑制度和规则，因此将产生冲突。艾里森(Graham Alison)谈到，当一个崛起中大国挑战一个既存的大国时，即将发生的冲突就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idydes's Trap)。
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学者认为，核武的出现反而不太会引起战争。他认为，尽管国际社会仍以无政府状态与安全竞争为主要的特征，但最终不会引爆战争。由于美国与中国间的相互依存与既得利益，任何安全的竞争本质上都会受到限制。
同样的，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或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对于中国而言，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崛起的中国将被卷入现有体系中，西方秩序将因此得以延续。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藉由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论述，预言中国的崛起将以霸权、侵略和扩张主义行为为标志，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之间的重大冲突，防御性现实主义更为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鼓励各国采取防御性和温和的政策。他们认为，国家在本质上不是侵略性的，“国家不是要最大化权力，而是要维持其在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展现
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显露出拥护防御性现实主义。首先，中国淡化其革命性言语，不再以实际行动支持其他国家的武装叛乱行动。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多秉持合作安全做法。也就是说，中国试图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且合作关系，包括改善传统上同为竞争对手的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当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在2017年洞朗事件陷入僵局时，两国关系的确变得更为紧张。
中国与印度在2018年4月于武汉举行非正式高峰会议，并且在2018年12月举行名为“手拉手”(Hand-in-Hand)联合军演，更被视为搁置边境冲突并建立互信的举措。2019年10月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再于印度清奈(Chennai)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此外，中国也试图解决许多与邻国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与日本及印度存在复杂的领土纠纷，但并未让这些纠纷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将中国的作为称为“新俾斯麦 (neo-Bismarckian)战略”，也就是安抚可能感觉到威胁并可能形成反华联盟的国家来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并认为此种政策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北京方面也越来越愿意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也越来越愿意与邻国参与多边论坛。
也有学者强调，中国的战略文化不同于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西方战略文化。中国特别强调战争当中道德的层面，强调“人的因素”而非“武器因素”，而非以武力取得胜利。
1954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今年6月2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即显示出中国战略文化当中的非暴力因素。或许参与国际组织或遵守国际建制并非明确的指标，但是遵守这些条约或建制的规范、规则与程序，应可说明一个国家是否为愿意遵守现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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