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GDP增长从而使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等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外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实现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中国市场主体学习资源配置的过程、在经济增长中兑现人口红利、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话题之三 中国特色道路的本质本源
文章指出，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面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如何找准并理解其背后的改革出发点和推进逻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观察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形式即时改善激励、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逐步地摆脱计划控制，转向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
人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特点是改革的增量性质。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坚持增量改革原则的着眼点在于降低改革伴随的社会风险和人的代价，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所以，中国的改革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形成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但是从其起步伊始，根本出发点以及推进逻辑便十分明确，即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这个目的出发发动和推进改革，并以此作为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改革方式是否恰当、改革成效是否满意的衡量标准。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才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识，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由此，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其正确性也为中国实践所检验。
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问题。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无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却并不能自动产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所谓“涓流效应”。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可以打破这个两难，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通过扩大就业和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兑现人口红利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一种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经验也证明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
第二，在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着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亦不断降低。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凸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总之，40年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成效，形成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共享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和启示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仍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决心不变，我们将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正帆悬、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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