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0日电（作者 汪毅夫）关于吴凤传说，刘家谋《海音诗》（1855）的相关记录是现存最早的书面版。《海音诗》有诗并注曰：“纷纷番割总殃民，谁似吴郎泽及人。拼却头颅飞不返，社寮俎豆自千秋（沿山一带有学习番语、贸易番地者，名曰番割。生番以女妻之，常诱番出为民害。吴凤，嘉义番仔潭人，为蒲林大社通事。十八社番，每欲杀阿豹厝两乡人，凤为请缓期，密令两乡人逃避。久而番知凤所为，将杀凤。凤告家人曰：吾宁一死，以安两乡之人。既死，社番每于薄暮，见凤披发带剑骑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因致祝焉，不敢于中路杀人，南则于傀儡社，北则于王字头，而中路无敢犯者。凤坟在羌林社，社人春秋祭之）”。后出的连横《台湾通史》（1920）之《吴凤列传》亦记：（凤死）“已而疫作。四十八社番莫不见凤驱逐山中也。于是群聚语曰：此必吾族杀凤之罪，今当求凤恕我。各社举一长老，匍匐至家跪祷曰：公灵在上，吾族从今不敢杀汉人，杀则灭。埋石为誓。自是乃安。尊凤为阿里山神，立祠祷祀。至今入山者皆无害”。
吾人于此当发一问:“鬼无归则为厉”是汉族的鬼魂观念。凶死者为厉鬼、厉鬼会散布瘟疫的观念也是当年以“出草”（杀人取头以为夸耀）为俗的台湾非汉族部落居民的鬼魂观念吗？从刘家谋到连横，他们听到的、记录的吴凤传说是不是有“文化识盲”的问题呢？所谓“文化识盲”是：研究者以其自身的文本（自身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从而使得解读陷于认识的盲区（参见古学斌、张和清、杨钓聪：《专业限制、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中的文化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附带言之，连横《吴凤列传》曾以《吴凤传》为题载于《台湾文艺丛志》第4年第1号（1922年2月)。
（作者汪毅夫系闽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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