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看到，全球产业链在中长期重构中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以往，一些发达国家鼓励跨国公司回流，更多是出于解决贸易逆差、国内就业、产业空心化等经济因素，但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各国医疗物资产业的供应风险，迫使各国反思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之后，一些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长度会缩短，出现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这是各国在平衡效率和风险基础上的理性行为，而这一变化涉及的产业规模并不会太大。
需要注意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全球产业链重组是渐进且平稳的，但非经济因素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则可能会呈现出快速突变的特征。对此，我们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充分准备。
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诸多因素交织影响，可能会使多年来处于扩张状态的全球生产网络趋向区域化、近岸化乃至本土化发展，中国需积极应对新情况和新变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在提升稳定性、协同性和控制力上下功夫。
第一，拓展内需市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全球购买力份额的相对变化，一直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位移的重要动力，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稳固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础。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明显，有能力为各类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规模化创新平台。同时，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这些优势是任何跨国公司都难以忽视的。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关键是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在完善公共服务、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等方面下功夫，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黏合剂”作用。
第二，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性。需要看到，传统的产业集群发生在50公里至100公里的范围内，基于此，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但是，信息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叠加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已经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不断扩大，形成了跨市跨省甚至跨国界的集群，各个环节在虚拟的平台和生产网络中实现分工协同和技术溢出。在这种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的条件下，各地应赋予营商环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切实畅通产业循环；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新情况新趋势，通过加强“新基建”创造新营商环境，以5G为平台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服务和物联网，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需求对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和协同性。
第三，培养优秀企业，提高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最重要主体，优秀的跨国公司拥有核心专利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品牌影响力、要素聚合能力等，是全球资金网络、物流网络、创新网络的主导者。应该看到，优秀的企业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要结合“走出去”和“引进来”，加大“补短板”力度，以本土跨国公司为枢纽构建协同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平台，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促进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与此同时，可考虑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大企业牵引国内配套企业发展，打造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中国升级成为提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全球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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