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就目前而言，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成本管理已不仅仅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它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它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个攸关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将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是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国民财富，扩大资本积累就必须有效降低赋税和地租。正是基于此，为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应从降低税负、用地/租金成本、社保成本等入手。只有切实地为企业降低了成本，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价格才会随之下降。这时就会出现收入效应，即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也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在当下将具有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降成本不独事关战“疫”，更攸关国家竞争力。
“宽管制”。为了增强市场的活力，必须进一步放松管制。事实上，早于2016年5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简政、减税、创新等都是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优化服务，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总理在会议中就曾指出：“企业普遍欢迎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来帮助降低成本，但更希望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松财政”，即扩大财政支出力度。在疫情的冲击下，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现金流问题，急需“输血”。减税必要，但它并不能增加企业现金流，只是减少企业支出或降低其成本，难以达到“救命”的目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该通过退税、直接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等财政定向帮扶，支持企业尽快恢复现金流，以避免企业因为现金流断裂而陷入经营困难，防止企业集中倒闭、失业潮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应对疫情对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政府有必要增加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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