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应对能力差异大 经济政策普遍加码
文章指出,从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差异较大。尤其是部分国家囿于民意的抵抗以及不能承受经济停滞带来的损失，无法下达停工抗疫的行政管制命令，只能实行宵禁、禁止集会等较为缓和的抗疫手段，工业生产仍需正常进行。境外目前只有意大利、比利时开始封锁部分区域的城市，防止病毒的大面积传播。同时，医疗资源的短缺不利于疫情的确认工作。包括美国在内各国的检测试剂盒短缺已经给确诊病例带来困难。在经济政策应对上，各国普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在经济的需求端发力。通过扩大政府赤字，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维护经济稳定。从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来看，日本分两批动用7700亿日元的储备资金应对中小企业资金不足以及提供紧急贷款与担保额度；韩国议会通过价值11.7万亿韩元的追加预算，升级防疫体系、盘活地方经济、填补税收缺口；意大利推出了共250亿欧元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包括为收入下降25%的公司提供税收抵免以及为医疗服务提供额外资金。美联储紧急降息至零，推出7000亿美元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全球衰退信号。澳大利亚央行下调利率0.25%至0.5%，实际利率为负，并启动88亿元的逆回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通过各国普遍的扩大赤字的财政政策与降息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疫情带给全球经济深度影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但从管控和政策的力度来看，当前各国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尤其在控制人口流动、避免人口集会以及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增强配套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较差。政策加码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和个人的流动性压力，但对医疗条件的整体改善做的不够到位。从中国的抗疫经验来看，世界疫情未来扩张的风险仍相对较高，疫苗的研发进程成为关键变量。
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 内部供需两侧齐发力
文章称,IMF于2月末下调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5.6%，全球经济增长不及2019年2.9%的水平。但以目前疫情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要实现全年5.6%GDP增速会有难度，外贸贡献有可能由正变负，全球经济已进入衰退。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需求端直接影响较大，供应链方面间接影响逐渐开始浮现。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供给和需求两手抓。在需求方面，外需在短期内的疲弱已成定势，疫情后有回调的可能。但受疫情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疫情过后的协调成本以及签订合同时滞的影响，外部风险相对较大，因此需要在内需方向上加大力度。在供给方面，需要着力补足中国在供应链上的短板。在短期内可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在长期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继续巩固中国完整产业链的地位，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消费领域，一方面，可以大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例如推行无人零售、无人超市、无接触配送等新零售的模式，增加对消费的修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的年龄层，探索建立限时限量的专项消费券。之前澳门与杭州在相关领域有过初步的探索。具体实施来说，可以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困难家庭、下岗员工发放满足生活必须的消费券。修复消费进程的同时可以助力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贫困人口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投资领域，政府需要尽快解决工业企业的全产业链复工问题。目前产业链复工率大概在90%左右的水平，中小企业的复工水平较为落后。工业生产要达到正常水平需要全产业链复工，避免出现原材料供给与产成品需求错配的现象。当前的工业企业生产部分出现复工率高，开工率低的现象。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94.5%，但人员到岗率、复产率仅有60%左右的水平。外贸企业存在对外需求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国内产业链，解决一部分内需。在基建投资领域，发挥好“新基建”稳增长的重要作用，用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在“新基建”推行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基建的投向，兼顾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统筹基建增长和城市治理之间的互动，例如在推行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城市的交通容量；在解决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兼顾解决医疗资源的分配。避免大面积的刺激政策带来经济结构性的失调，留下“滞胀”的后遗症。
在供给侧，国有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来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通过进一步落实市场化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针对中小企业，政府应把责任压实，摸排工作落实到辖区内每一个具体行业，了解每一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针对施策解决。同时通过落实减税降费进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活力。探索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住房公积金、补贴一定时期内的租赁税等政策，确保措施能落实到具体的企业。
在金融领域，货币政策方面坚持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以结构性政策为主，兼顾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精准发力。重点关注对疫情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餐饮、交通运输企业，摸排这些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资金压力状况，以结构性工具缓解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在下达金融机构考核任务时需兼顾数量指标与结构指标。除货币政策外，金融领域的开放或可成为中国应对疫情冲击的一大手段。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与美国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相比高170bp以上，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前资金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避险资产，美国国内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中国可以合理利用外资增加国内的资金存量，助力疫情后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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