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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全球“战疫”斗争与两次世界大战数据比较 |
至于所谓西方民主制催生了西方科技、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更是无稽之谈。新航路开辟和殖民浪潮刺激欧洲人追求更先进的火器和海船，从而开启了欧洲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程，其中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仍然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绝少有民主体制。拿破仑战争本质上是欧洲封建君主们对“革命法国”的战争。美国人把“自由女神像”送到法国，恰恰不是欧洲实行了民主体制，而是欧洲尚未普及民主体制。这说明欧洲开展科技与工业革命在先，而建立西式民主制在后。
从19世纪开始，初尝科技先进、工业发展的欧洲加快了全球扩张进程，把亚非大部分地区变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并将其纳入其经济、贸易体系，使之为欧美发展“输血”。这一进程使欧美积累了财富、并开始加紧确立其民主体制，从此玩开了民主“游戏”。
政府权威不足、在应对各类危机时效率和动员力低下，等等，是西方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的天然弊病。正因为如此，德日等西方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起飞”阶段，都奉行典型的独裁、专制甚至“极权”制度，而没有奉行西方经典民主制度。即使美英这样经典的西式民主国家，每遇重大危机，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选择加强政府权威、不再追捧民主“滥觞”。罗斯福一反美国政治传统、连当四届总统就是证明。
尽管西方民主制度存在政府权威不足、在应对各类危机时效率和动员力低下等弊端，但美欧等西方国家却能把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游戏”玩下来，其中一个特定的条件是美欧等一直着科技和工业革命之先鞭，长期坐在世界财富的顶端，有能力汲取全世界的富源供其挥霍。就此而论，西方民主是一种政治上的“奢侈品”，是富裕国家才玩得起的政治“游戏”。这种政治“游戏”适合于富裕阶段的美欧，却不适合不发达的非西方。即使对于富裕的美欧，这种政治“游戏”也仅适合于“承平”时期，不适合于危机时期。此次新冠疫情在美欧肆虐对于美欧无疑是一道大考，而美欧政府及其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大考成绩显然不及格。
2011年，曾以发表“历史终结论”而出名的美国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发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该书以所谓“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民主衰退’”为研究起点，在对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国家“软弱”、权威不足、效率不高、“僵硬”等弊端表示“焦虑”的同时，却出人意料地盛赞“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是“国家形成的范本”，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并盛赞中国制度的治理“效率”、“能力”、“系统性”，否定有关中国制度的所谓“极权说”等。⑪福山对西方民主制度认识的“急转弯”，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消除有些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推崇。
随着新冠疫情及目下这场并非“人对人”的“新世界大战”的结束，财富、科技、现代化等将在全世界进一步扩散、分散，西方长期拥有的相对财富、科技优势等将进一步缩水、削弱，将更难玩弄其效率不高、耗费很大的民主“游戏”。美欧等西方国家要么改革其难以适应类似新冠肺炎这类大规模传染病流行造成的危机、效率不高的西式民主，要么听任西方衰落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此情形下，美欧当然不可能像冷战结束初期那样趾高气扬地在全世界强力推广西式民主。广大非西方国家将更多、更普遍地依据各自的国情、各自的历史文化及政治传统，自由选择并发展适合本国、本民族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被迫照抄美欧的三权分立制、“一人一票”制。世界政治发展模式与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由世界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由选择。
三、影响之三：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观与发展模式
近代数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70多年来，西方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一直为国际社会所顶礼膜拜、并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所效仿。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战后70多年来，盛行于亚非等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概念与思潮，其内容与本质，简而论之，就是所谓“赶超”，即“学西方”“赶西方”、“超西方”，尤其是“学美国”、“赶美国”、“超美国”，亦即效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
然而，近代数百年来西方所追捧、宣导的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就是“高消费、高浪费、高享受、高消耗”。美欧等西方国家总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7，其占世界GDP和贸易总量一度超过世界总量的2/3，其所消耗的世界资源量也大体与后一比例相当，其历史资源消耗量的累积量比重，甚至还高于后一比例。受这种由“四高”驱动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牵引，人类在资源使用和消费标准等方面毫无节制，导致巨量宝贵的自然资源枯竭、地球环境被破坏、自然生态恶化、科技发展走偏锋。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就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人类如果按物质主义逻辑和“四高”方式进行毫无节制的发展、将严重超出地球及地球资源承载力，最终将导致“增长的终结”和“崩溃”。⑫
此次看不见、摸不着、小小的“新冠病毒”肆虐，竟然使得上能太空揽月、下能深海擒龙、拥有各类最先进军事装备和高科技能力的全世界手忙脚乱、难以应对，无疑与这种西式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有直接、间接关系，并将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由“四高”驱动的西式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弊端。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推进节约型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将替代“四高”发展模式，将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重视。
这次新冠病毒肆虐对人们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影响可能导致实体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回归潮”。一些国家、甚至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之所以面对“新冠病毒”肆虐而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就如同呀呀学语的稚童般不堪一击、更加脆弱，一个物质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在产业链方面单打一地重视高端、尤其是重视高端“杀人武器”的研发，而对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业则视若无物。
欧美国家虽然第三产业发达、高端产业和高科技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其实体经济、尤其是低端产业却被抽空。当“新冠肺炎”肆虐时，他们连起码的防疫用品生产能力，如生产口罩、防护服、测温仪和消毒水、呼吸机等医疗防护用品的生产能力，可以说是尽付阙如。他们只能一方面向中国等东亚低端生产能力强的国家求助甚至高价抢购，一方面只能匆匆组织生产。情急之下，不得不为争夺这些简单的医疗防护用品而你抢我夺，露尽窘态。更有甚者，类似瑞典、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缺乏应对新冠疫情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干脆采取“鸵鸟”政策，奉行虚无主义立场，把带有恶性传染危害的新冠疫情说成是普通疾病，期待患者碰运气地“自然痊愈”、自然形成“免疫力”；而当呼吸机不够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竟然按年龄大小决定谁优先使用呼吸机救命、谁只能“等死”。这对于号称发达富裕、医疗设施完善、福利条件好、尤其是重视“人权”和“人的生命权”的欧美等西方国家，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讽剌。
据此而论，这场新冠病毒肆虐挑起、以全球战疫为内容的“新世界大战”，将不能不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观、发展模式与现代化思路和经济发展思路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四、影响之四：深刻影响世人的国际观、安全观与“全球治理”观
首先，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近代以来数百年间，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玩“零和游戏”、按“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等逻辑处理国家间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大肆发展核武器，两国核弹头之和在冷战高峰期一度超过7万枚。冷战后美俄虽然进行了核裁军，但他们目前仍各拥有数千枚现役核弹头，仍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美俄等还拥有包括各种高超音速武器、动能武器、电磁武器、空天武器、人工智能武器以及超级航母等先进的常规武器，甚至具有一小时打遍世界的 “全球即时打击”能力。然而，面对“新冠病毒”，这些高性能武器、包括强大的核武器等，完全派不上用场。能用以与新冠病毒博斗的只能是中国等“低端”生产线拥有国的普通工厂的普通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测温仪、消毒水等“低端”防疫产品。这严厉警示人类，警惕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将是人类未来最直接、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人类必须为此随时做好精神与物质方面的超前准备，而不是把大量的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用于研制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军备竞赛，以及日复一日地进行传统安全竞争。肆虐国际政治舞台数百年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零和政治”观等，应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直到最终被抛弃。
其次，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也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国际观。“新冠病毒”先在中国及东亚国家肆虐、而后肆虐欧美、进而向全世界扩散的进程，表明了一个生物学铁逻辑：“病毒无国界”。无论富人还是穷人；也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抑或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面对“新冠病毒”肆虐，都显露出人类不堪“病毒”打击的脆弱性。战胜“新冠病毒”或是其他类型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种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世界各国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齐心合力、守望相助、共同应对。
再次，新冠肺炎肆虐及其后果也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与主张。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度打出了“全球治理”旗号。但他们宣导的“全球治理”逻辑，一是西方治理非西方；二是美欧等西方国家通过G7、世行、IMF等平台主导治理；三是以“全球治理”为名，强行向非西方国家推广西式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四是不时采用经济制裁、甚至采取军事打击等强力措施。
未来的全球治理将首先宣导世界各国，不论种族民族、不论贫富大小、也不论先进落后，一律平等原则；二是将充分发挥联合国、G20等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三是治理重点在于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跟紧世界发展步伐，同时宣导均衡发展、绿色发展、节约型发展；四是宣导“地球村”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导国际和平、反对战乱、世界各国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和平与发展难题，以及共同应对类似“新冠病毒”肆虐这样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
注释：
①新冠肺炎追踪，实时动态播报 https://m.sohu.com/cbd/sp/NCOV2019?spm=smwp.home.hot-news2.1.1587170773473f05vJu0（上网时间：2020年4月18日）
②关于这场全球“战疫”斗争的世界大战性质可从下表这场斗争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数据比较中得到更直观的观察：
（表1：全球“战疫”斗争与两次世界大战数据比较）
③王辑思：“世界政治潮流与美国的历史作用”，载《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2页。
④[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25-628页。
⑤保罗·肯尼迪着、劳垄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⑥新冠肺炎追踪，实时动态播报 https://m.sohu.com/cbd/sp/NCOV2019?spm=smwp.home.hot-news2.1.1587170773473f05vJu0（上网时间：2020年4月18日）
⑦参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download/download-2018/index.html.
⑧王辑思：“世界政治潮流与美国的历史作用”，载《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2页。
⑨新冠肺炎追踪，实时动态播报 新冠肺炎追踪，实时动态播报 https://m.sohu.com/cbd/sp/NCOV2019?spm=smwp.home.hot-news2.1.1587170773473f05vJu0（上网时间：2020年4月18日）
⑩[英]乔·韦尔斯着、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48页。
⑪弗朗西斯·福山着、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4页；第19-22页；第143-145页；第470-474页。
⑫[美]德内拉·梅多斯等着、李涛等译：《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Ⅷ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6月号，总第2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