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不仅使资本从社会中脱嵌，还将脱离实体经济，由此使其失去了社会化大生产这一优势。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参与财富创造，只参与财富分配，因此金融资本既不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也解决不了民众就业。金融资本的资本积累模式，本质上与中世纪的高利贷并无二致，都是像寄生虫一样从实体经济肌体中吸取营养。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竞争与较量，使西方国家如芒在背，始终存在很强的生存危机感，由此注重提高民众福利，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相对缓解。但苏东阵营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使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发展的参照系和外部动力，日渐沉沦，重新回到“利润最大化”之中，再次露出无情残酷的一面。
资本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决定了其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必然是唯利是图，功利至上。在资本至上理念的趋势下，社会充满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对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卖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这种理念体现在内外政策上，就是只见经济效益，不见社会效应；只见眼前利益，不见长远利益。由此很容易导致局部理性，整体非理性，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初衷。
当前这场新冠疫情危机，考验的是国家的极限生存能力，抗疫更多是总体战、人民战。然而，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其抗疫举措暴露出无情与无能的一面。比如只治年轻人不治老年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先诊治有钱人的做法，乃至“群体免疫”的想法，说到底还是功利主义和经济效用至上。
然而，这种看似最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看似最为铁血的“断尾求存”式抗疫，并没有使欧美避免成为疫情重灾区。这表明，资本至上只会加速国家衰落、降低国家应对重大灾难和危机的能力。乔姆斯基说得明白，欧美之所以会出现新冠病毒危机，主要来自于巨大的市场失败。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使市场加剧恶化。比如西方国家将研发疫苗的任务交给了私人制药公司。但对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疫苗更有利可图。
观察西方的抗疫过程，一大启示就是要学会驾驭资本，既要发挥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又要限制其负面影响扩散。一味采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举措，只会使资本恶性发展，产生破坏性后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