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行普遍的基本收入可以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幷为社会上的人们所经历的失业问题提供更持续的解决方案。在进行过基本收入试点的芬兰，当地工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损害集体谈判的力量，也担心全民基本收入有可能导致右派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而缺乏原则的雇主在知道劳动者有基本收入的前提下也有可能继续使用剥削的雇佣模式。不过，根据斯坦丁的研究数据，这一忧虑可能是多余的。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改善当前工人对失业或被迫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担忧。社会中的失业有助于资方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由于人们意识到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失业者，这种意识更容易促使工人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工人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能够应付最低的生活费用，将更愿意为争取就业权利和更高的工资而斗争，幷能够研究市场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用担心失去他们自己或家庭所需的经济支持。其次，保障普遍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创造更多的集体协商权力，从而可以更多地鼓励工人支持工会或工人权利合作社。
第三，许多学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效举措。斯坦丁就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克服“贫困陷阱”和“不稳定陷阱”。“贫困陷阱”指的是在找到工作后失去国家福利，收入幷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不稳定陷阱”指的是在领取福利的资格审核期间人们更可能放弃寻找短期或临时工作的状况。由于现代福利制度的复杂性和官僚系统，有条件领取福利的人也必须等待福利金的发放。根据斯坦丁的统计，2018年英国推出的全民信贷计划就延迟了六周，由于担心失去福利待遇，大量福利金领取者不愿申请本可以申请的临时、短期、低收入的工作。如果有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人们会更愿意尝试新的职业和寻找新工作。托里则根据印度在2010－2013年的一项大规模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得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预期价值远大于货币价值的结论。以往的消除贫困的政策均以贫穷人口作为目标，其优势在于可以把资源转移到边际价值最高的人身上，但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资源转移的效果幷未考虑在社区产生的效果，即接受补助的贫穷人口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改变其社区状况。采用目标定位而非全民补助，也可能会削弱基本收入计划的政治可行性，如果一个项目的受益者只是弱势群体，他们更难对项目的未来发展施加影响。而且在某些地区，确定目标资格的行政成本相当高，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划分也是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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