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以“智慧城市”为抓手，持续推进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数字化治理能力相结合，不断强化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能力。
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智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搭建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将数字基建与交通、教育、商务、医疗、金融、安防等城市智能场景相结合，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围绕优化城市资源统筹协同能力、提升城市应急响应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等，促进公共服务智慧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安全监管精准化。
利用5G、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中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监测预警、应急管理和疾病预防的数字化平台，提高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发现、预警和响应处置能力。探索打造跨域联合共建共享的“医共体”等数字化医疗和健康服务平台，推广“5G+”远程会诊系统。搭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常规医疗机构和重大疫情救治体系间的数字化协同平台，强化信息共享、资源统筹调配和业务协同配合，打通全链条的防控救治环节。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强化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能力。建立更多有效的跨部门业务协同模型，促进数字政务系统从部门独立运作向部门间协同治理转变。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深度延伸，强化“后台”的数据分析监测能力，弱化“前台”的人海战术，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
四是注重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加快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惠性与可及性，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质素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助力脱贫攻坚形成有力支撑。
不同地区对信息和网络技术掌握水平、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存在差别，数字基建在区域分布上要注意点面结合、协调发展。城市群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将城市群、都市圈作为布局数字基建的重点。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加快构建城市群数字网络，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益，开拓区域融合发展新空间。推进城市群内、城市群间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连接紧密、智慧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时都市圈”。数字基建的普惠性需进一步下沉，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加大农村地区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加快解决“长尾”区间未能有效覆盖的短板，避免“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带来新的贫富分化加剧。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畅通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在农村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培训、自然资源遥感监测和农业物联网平台、智慧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重点发力，切实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强化数字技术使用的宣教普及，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质素养。
五是统筹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打造开源开放创新平台，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体系和数据治理机制。
为适应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应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社会接轨。拓展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携手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探索数字经济创新，完善数字经济对话协商机制。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数据智能技术平台，促进全球数据资源的共用共享，为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智能物流、跨境智慧旅游等提供支撑服务。推进“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跨境通信交流、导航定位以及大数据采集管理、交换共享与挖掘分析水平，改善区域通信状况和互联互通的层次。开源开放平台是数字经济技术开发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强化国际化的开源社区、开源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开放基础框架、基础服务、开发工具、基础算法组件等底层技术，吸引全球开发者团队、行业企业和优秀的开源项目入驻平台，促进技术的协作攻关与迭代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标准化是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支撑。应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及时总结推广“中国标准”，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数据治理规则研究与治理政策储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完善数据跨境交易、流通与监管机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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