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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新华社） |
中评社北京4月14日电／据光明日报报道，民间文学是民众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等四大特征，其中口头性是最核心的特征。跟作家的书面创作、书本传播相比，口头创作和传播是众人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一次讲述（或讲唱）都是一种创新，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再创作。每个人都可以加入表演队伍，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想象。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学是一个在表演中不断汲取新思想的开放的意义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能够建构社会记忆，成为体现社会记忆的标杆。
“社会记忆”最早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使用。他认为一个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特别定制，而是产生于集体交流的过程中，个人只能在集体的、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回忆。关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他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当下需要而对过去的回忆。集体记忆总是根据某种当下观念、利益和要求对过去进行重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记忆也被哈布瓦赫称作社会记忆。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阿拜·瓦尔堡也曾使用“社会记忆”这个概念，并讨论了人类“回忆共同体”的问题。20世纪后期，记忆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讨论集体如何决定个体的回忆，转而探讨整个社会如何记忆。哈拉尔德·韦尔策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韦尔策《社会记忆》，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实际上，社会记忆不仅应当下需要而产生，也承接来自古代的经验。德国的扬·阿斯曼集中讨论了跨世代、长时段传承的“文化记忆”问题。他认为，文化记忆在文字产生以前主要依赖口头讲述、仪式活动传达信仰和价值观，保持文化的一致性；文字产生以后主要依靠传习文本，特别是阐释经典文本，保持民族文化的一致性。他称前者为“仪式一致性”，后者为“文本一致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这是保持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维护内部成员相互认同的根基。阿斯曼指出：“民族认同及其稳定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民族的消亡（除了印加帝国这种极特殊例子），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因而，维持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记忆从古代延续到当代，也参与到对当下社会记忆的建构，并呈现出当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
古老的神话被当代社会征用，在新时代发挥新的记忆功能，也为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今天追述中国悠久的历史，我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是通过引用古代神话来表达的。我们称中国是“华夏”“九州”“赤县神州”，其来源于上古流传、至今仍口头讲述的神话，包括尧舜神话，特别是大禹治水神话。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源于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姓氏追溯到上古神话中的炎帝、黄帝。有人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跟我国几千年来的龙神话、龙崇拜密切相关。伏羲、女娲、西王母、夸父、嫦娥、嫘祖、仓颉等神话，至今仍为人们所讲述，也不断为人们所征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的探月航天器以嫦娥命名，有一种中文输入法叫“仓颉输入法”，这些都是用相关神话人物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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