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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恶斗，使社会分裂及国家利益与国家信用受损。 |
二、美国霸权软权力衰于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式微
世纪之交，美国霸权在暂时单极世界中登峰造极，其软权力空前强大。然而，“9·11”后，美国霸权的“民主性”之积极面不断式微，导致美国霸权软权力持续下降。这是因为：小布什任内美国内政与外交的“新帝国”化侵犯美国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侵蚀美国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损害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的国内民主基础，而奥巴马任内美国凭藉美元霸权大肆转嫁经济危机，“特朗普外交革命”则使美国外交急趋狭隘民族主义化，这些都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国际影响和吸引力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合法性。
第一，美国社会政治右倾保守化甚至专制化。“9·11”事件发生后，在举国悲痛、恐惧、仇恨致使美利坚民族主义异常高涨的社会氛围中，美国社会政治迅速右倾保守化甚至专制化。美国国会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反恐法案》（又名《爱国法案》）。该法案规定情报、执法等部门为防范恐怖袭击可以监听民众的通讯联系，可以拆看私人信件，可以不经审判长期关押恐怖嫌疑犯，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免遭无理搜查与未经审判的无限期监押、不受酷刑折磨等权利。美国还设置了一批新安保机构（北方司令部、国土安全部、国家情报总监），大幅收紧移民政策，实施非常严厉的安检。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言行也可能违法。比如，有人因穿有“给和平一个希望”字眼的衣服而被捕，还有个名叫大卫的人因把自己的名字解释为“毁灭美国”（David—Destroy America）而被监禁。〔13〕这些现象以前在个人自由权利至上的美国十分罕见。当时“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14〕，甚至“已演变成一个君主制国家”〔15〕。代表右翼保守势力的小布什从史无前例地由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一票之差裁决出的弱势总统变成真正的“帝王般的总统”，其支持率从不到一半猛升到90%以上，从而为他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了国内民意背书。英国前外交大臣罗宾·库克称：美国“开国之父设立了各项制衡措施以制约总统权力，如今制衡机制已破碎不堪”。〔16〕2004年11月，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两个理由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且美国在战争泥淖中越陷越深的背景下，小布什却成功连任，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社会政治右倾保守化。虽然四年后美国政治的“钟摆效应”使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政治右倾保守化受到一定遏制，但是随后代表极端保守势力的茶党异军突起表明其右倾保守化趋势没变。开放、多元、自由、平等、包容的美国“因反恐而自闭排外”。“安全第一，自由第二”取代“不自由，勿宁死”，成为美国价值新标签。2013年6月美国中情局“棱镜”丑闻曝光后，过半数美国人认可政府以防恐为由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违宪行为。美式民主的蜕变削弱了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的国内基础，为小布什当局以全球反恐为由推行“新帝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国内支撑，从而削弱了美国霸权软权力。而“美国选民选择特朗普（一个明显缺乏总统该有的美德、能力、学识、经验的人）担任总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吸引力”。〔17〕他废除奥巴马医改等右倾保守新政和颁布“禁穆令”等强硬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却分别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支持，表明美国社会政治严重右倾保守化。
第二，美国社会阶级化、分裂化和政治极化。美国自诩为无阶级社会，但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长期累积效应之一是财富分配两极化，从而使以金钱为政治母乳的美国社会趋于阶级化和政治极化。2014年4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个人选举捐款额度限制后，金钱操纵下的美国代议制民主制越来越沦为军工、金融、石油、枪支等各种强势利益集团谋取暴利、攫取权力的工具。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战争使军工和能源集团赚得盆盈钵满，而华尔街在疏于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恣意敛财，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加剧和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从而削弱了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的国内基础与经济繁荣的内需动力。2011年9月中旬开始并蔓延全美及欧洲的“99%对抗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证明美国社会也是“阶级支配社会”（class-domination society），即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企业共同体”（corporate-community）统治着美国。〔18〕与此同时，在两党政治逻辑下，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鸿沟扩大，致使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裂化。“事实上，经由两党政治架构的选举政治，早已成为利益集团的政治角斗场，利益集团不是代表大众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会。”〔19〕在由“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构成两个极端的政治生态剧变中，美国两党政治逐渐沦为围绕党派利益的政党恶斗、豪赌。
为了上台执政或保住执政地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恶斗，不惜使社会分裂和使国家利益与国家信用受损。“当今的美国正在失去其以前具有的道德、思想和文化的能量和凝聚力。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越来越显示出没有硝烟的内战特征。”〔20〕比如，2011年夏天，主要代表富人利益的国会共和党人，坚持既反对给富人增税又要求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强硬立场，险些造成美国国债违约，令忐忑不安的世人认清了美式民主政治已论为给美国内外造成危害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治”〔21〕。于是，美国社会贫富悬殊、政治腐败、政党恶斗、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低下等政治社会生态恶化现象使美国民众对传统精英政治的厌恶感急剧上升。而随着移民不断流入，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对失业和恐袭的担忧助长排外主义。特朗普把自己乔装成中下层白人选民的代表，极力煽动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炮轰希拉里代表的精英主义及“政治正确”。相互揭短、抹黑而非阐述各自执政理念和治国主张，使他们成为美国大选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主要候选人。美国选举的恶质化暴露了美式民主的丑恶，也加剧了美国社会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的两大阵营从对立到敌视甚至仇视，使美国社会陷入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分裂。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社会不是像以前那样至少一度团结在新总统周围，而是陷入更严重的分裂和敌视。比如2017年6月13日，桑德斯的一位支持者选择在特朗普生日枪击支持他的共和党议员。而特朗普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的种族冲突中立场反复甚至偏向白人至上主义者，加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的裂痕。随着民主党极力推动的“通俄门”调查不断深入，特朗普成立“作战室”以应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新恶斗将使“已经被侵蚀20年的美国国际影响力可能遭到新的、更广泛甚至无法弥补的伤害”。〔22〕
第三，美国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规范，践踏当代国际法。二战结束后建立的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石、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法律秩序和国际集体安全体制以及多边协调、磋商机制，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不断进步和世界总体保持和平稳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原因。美国是从二战到“9·11”事件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机制、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参与者、受益者和维护者。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一度“尊重”联合国权威以利用之。但是，随着美国单极霸权的确立，它经常无视联合国权威，尤其是“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现行国际法和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态度。在当时由新保守派主导的美国看来，以国家主权平等、不容侵犯和内政不容干涉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基本原则的现行国际法和联合国多边体制，成了美国维护自身及盟友安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实现美国领导世界之最高目标的绊脚石。美国认为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窝藏、资助恐怖分子的失败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家的保护伞。因此，美国一方面在需要时继续利用国际法和联合国，以使其对外干涉具有合法性，从而减少维护霸权、推行霸权主义的阻力和成本；另一方面，它自认为“自己就是法律，不必其他国家同意就可创造新的国际交往规则”，〔23〕从而对现行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权威构成严重挑战。
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当国际法适合美国时，它就规定法律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当国际法妨碍美国时，它就不予理睬。〔24〕“布什政府破坏了过去50年里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四大贡献：支持国际法、主张克制、维护和平、寻求与美国的盟国达成共识。”〔25〕美国践踏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权威的最严重例子，是不顾包括其传统欧洲盟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反对，以捏造的罪名和促进伊拉克民主为由，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行以单边主义、预防性战争、政权更替和武力输出美式民主为内容的“新帝国”政策。这种以促进别国民主化为由、以预防性战争推翻敌国政权并占领其国土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而削弱了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
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在中东的主战场转向叙利亚。但讽刺的是，它在战后伊拉克的“民主”建设和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努力却帮助了以西方为首敌的“伊斯兰国”崛起，其首领巴格达迪及其骨干分子曾是被美军关押在伊拉克的囚犯，而美国对它打击不力又使世人质疑其反恐目的。总之，后患无穷的“伊拉克战争削弱了美国的道德权威和领导地位，使其实力不彰”。〔26〕
第四，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变相掠夺别国财富。2000年美国“新经济”神话破灭和“9·11”事件打击美国经济之后，美联储以极低利率制造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华尔街乘机通过各种以次级贷为基底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在全球疯狂敛财，终于引爆了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二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在不负责任的美元霸权之上的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经济和虚拟经济使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出现严重结构性失衡，根源于美元霸权下美国过高消费与物质生产能力下降、虚拟财富急剧膨胀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分透支未来与人们对美元霸权的信心渐趋动摇这些美式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矛盾。它表明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美国人长期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威胁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祸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美元的国际霸权货币地位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原因，美国经济霸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27〕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接二连三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不仅使美国债务和贸易逆差因美元贬值大幅减少（相当于掠夺债权国财富和发动货币战），而且使“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一度深受全球流动性泛滥之害，结果是美国经济逐渐摆脱低迷，而世界经济总体更趋恶化。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蔓延暴露了美元霸权体制下“利益美国独享，风险全球共担”的弊端。〔28〕近两年多来，随着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美联储从“放水”变为“抽水”，多次加息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新一轮动荡，美国趁机“剪羊毛”，给许多国家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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