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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中评社 海涵摄）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表示，事实上，作为内战状态延续的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国共早在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就已发生过实质性谈判及争论。1949方案，在国民党方面是“划江而治”，但共产党提出了承办战犯等一系列政治谈判条件，追求国家统一和内战正义的实现，最终谈判破裂，解放战争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统一的模式在1949年就是“新政协”模式，即通过召集一个具有广泛人民代表性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协商的方法确定建国的基本事宜并制定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习近平讲话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政协”模式，这是大陆数代领导人在两岸统一构想与论述上的显着延续性。“新政协”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场统一”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协商与民主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行使制宪权的实践模式。
他认为，与十九大报告的长线战略谋划相比，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则将这种“主场统一”模式加以更为明确与系统的阐述，标志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两岸民主政治协商的正式计时。习总书记讲话重申了《告台湾同胞书》的历史意义和制度要旨，确认了“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地位，规划和展望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宪制进取方向和路径，这次讲话不同于以往的关键点在于：第一，明确提出“统一”目标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设定了两岸关系的统一”共识、话语和行动指南，这是既往两岸政策表述上的重要推进。第二，完成了相对模糊之“九二共识”的明确化，确立了“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宪制转换与演化逻辑，排除了“各自表述”的“独台”式观念困扰，更排除了“台独”的任何政治阐释空间。第三，着眼于“方案”的规划与设计，进入带有民主协商和宪制沟通操作性质的新阶段，为国家对台工作及台湾统派和更广大的台湾人民重建和平发展的两岸良性关系指明方向。第四，以民族复兴与更有尊严的国际地位、生活方式之承诺为台湾未来的制度维系与发展给出充分的战略空间和余地，也为台湾人民参与缔造“一国两制”合理方案提供政治正当性与合作空间。第五，习近平讲话整体上构成对40年前承诺的确认、更新与升级，使“国两制”政策初衷回归其最初针对目标，使“两制”红利能够更加完整地释放给台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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