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投资的三种方法及其选择
文章表示，从供给侧发力扩投资，总的原则是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若具体到操作层面，扩投资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投资所需的资金如何筹措？若不解决资金筹措问题，扩投资便是无源之水，只能画饼充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扩投资的筹资方法有哪些？在这些方法中又应该怎样选择？
从理论上讲，扩投资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发债；二是加税；三是减税。关于发债与加税，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大争论。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为了共同对抗法国，英国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筹措军费，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军费是通过加税筹措还是发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李嘉图的理由是，发行公债与加税的区别，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假若政府不选择加税，企业虽然当年不必多缴税，但政府就得多发国债；而政府多发国债最终要靠征税偿还，企业日后就得多缴税。于是李嘉图得出结论说：今天政府发行的国债，其实就等于明天企业需缴纳的税。这就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
若仅就加税与发债比较，李嘉图的分析是对的。不过李嘉图也有一个疏漏：那就是无论发债还是加税，皆势必挤占企业投资。反过来，若政府少发债而选择减税，也可增加投资,而且是增加企业投资。可见，减税也是扩投资的一种方法。说得更明确些，发债是从需求侧增加政府投资；减税是从供给侧增加企业投资。在发债与减税间如何取舍，实际就是对扩政府投资与扩企业投资进行选择。
事实上，以上三种筹资方法，美国曾在不同时期都采用过。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推行新政，主要是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上世纪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宫后，则主要是采取减税措施刺激私人投资；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却推出了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现在回头看，长期发国债扩投资，后果是“滞胀”。而加税则无异于杀鸡取卵，对此当年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税率越高，最终获取的税收就会越少；对企业收税越多，获得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少。
由此看来，只有减税才是扩大就业上选之策。而且中国的经验也证明，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与其加税，倒不如发债。加税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减少居民消费；而发债至少短期内不会影响居民消费。
但需要指出的是，若在发债与减税之间选择，则应选择重点减税。虽然短期内发债比加税更可取，但长期看却会挤出企业投资。由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预算约束不同，后者投资的效果通常要好过前者。也正因如此，扩投资的主要办法是减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进一步分析，减税其实也有两种选择：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前者是供给学派的主张，美国在里根时代推行的就是全面减税。可从里根减税试验看，全面减税虽扩大了民间投资，但同时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也启动了减税，为了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采取的主要是结构性减税。从去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值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税率不变。结构性减税相对全面减税，显然棋高一着。
三点结论
文章总结，我们可得到下面三点结论：
第一，落实“六稳”“六保”，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能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总的原则是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用进口带动出口。
第二，消费由收入决定，扩大消费必须优先稳就业。由于消费也同时决定于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但应防止信贷杠杆率过高导致债务风险。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基层工资。
第三，扩大投资有三种方法：加税、发债、减税。从稳就业与投资效果衡量，加税不如发债；发债不如减税。而就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来说，结构性减税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一石二鸟，可成为中国未来稳增长的主要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