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德上寨的启示：“小”和“慢”
美国人类学家博德利（John Bodley） 博士指出：未经约束的经济增长，特别当它是被精英主导（elite－directed）时，易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发展的不可持续。中山大学的王宁教授在其发表在《旅游学刊》的“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中曾谈到，“权力与市场的联盟更为紧密，社会就愈发苦逼。权力与市场分头追求各自的GDP 和利润，剩下的社会——如果还有社会的话——就成了挨宰的对象了。”结合我长期（2002－2016）在湖南凤凰县对当地旅游发展调研的经历，我认同这种观点。
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往往把利润凌驾于民生之上，旅游业也无例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规模” （scaling－up）是决策者们普遍采用的针对减轻贫困的一个发展范式。然而，根据博德利博士的“规模的权效”理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小”（而不是“大”）规模。“规模的权效”指的是规模给了社会精英阶层强大有效的诱因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在现实中，随着规模的扩大，社会权力会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那些少数已经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同时让大众来承担（经济）增长的代价。简而言之，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郎德上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搞旅游，走的就是以工分制为核心的小规模、慢增长的模式。尽管从2017年开始，郎德上寨旅游的“二次开发”使其旅游发展从村民自治转变为政府主导，工分制的实施仍然被保留下来。正如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那位官员所说，“因为没有找到比它更公平的制度。”
郎德上寨的案例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具有误导性，然而却被广泛接受。减贫并不依赖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西江的以经济增长和利润为首的旅游发展模式相反，郎德上寨的旅游以牺牲快速增长为代价来确保公平与平等。作为一个全社区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郎德上寨的工分制给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对原住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增权带来启示，也对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问题提供了借鉴。“规模”是关键。郎德上寨的案例展示了“小”（规模）和“慢”（增长）可能是增强社区参与和实现公平分配从而实现减贫的必经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