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特别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所作的一项研究。他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来自收入，同时也来自比较的参照。上世纪70年代，美国居民收入和二战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据他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战后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美国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战前。此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我们要调节收入差距，但也不能过度夸大收入差距，否则就会对社会产生消极后果。
调节当前收入差距：应从兼顾公平效率角度施策
我们不能夸大收入差距，当然也不能否认当前存在收入差距。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政府必须重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何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体会，就是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调节机制。
毋庸讳言，追求公平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作过这样的讨论：把一群人送到一个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未来，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分配制度，他们会选择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罗尔斯推测，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罗尔斯作此推测显然不是主观臆断。有事实为证，原始社会的分配其实就是均等分配。
对人类为何倾向于均等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做过分析。他说：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能增进社会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穷人手里一元钱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里的效用大。富人增加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减少一元钱也无伤大雅；可对穷人来说，增加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减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于是他得出结论：将富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必能增加社会福利。
上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观点广受好评，并一度影响过西方国家的分配政策。可后来由于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患上了“福利国家病”，庇古便遭到了众多的质疑和反对。有学者批评说，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绝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经济发展就会停滞，最后富人都会变成穷人。
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帕累托最优状态”。其含义是，在既定分配状态下，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便无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最优状态。反之，若不减少任何人的福利却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则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指出，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能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困难在于，现实中收入调整不能仅局限于“帕累托改进”，为了照顾公平，政府有时不得不抽肥补瘦。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才可抽肥补瘦呢？为此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即补贴穷人要以穷人收入增加能弥补富人收入减少为前提。比如，让富人拿100元补贴给穷人，若穷人能够增加100元，这样的调整可取；若穷人只增加了90元，对社会则是得不偿失。
问题是怎样让补贴有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方案，即：负所得税(补贴)=社会贫困保障线-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举例解释：假定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率为50%，若某人实际收入为1000元，按上面公式计算可得补贴5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补贴)为1500元；若实际收入为500元，可得补贴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可见，用这种办法补贴穷人可鼓励人们勤奋劳动创造收入。
以上是理论分析，转向政策操作层面，我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应把握三个重点：第一，公平事关人心向背，为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政府要密切关注收入分配状况并适时予以调节；第二，对“帕累托改进状态”的收入分配改革，应尽可能加快推进；第三，调节收入差距应兼顾公平与效率，要立足供给侧“造血”，从消费性扶贫转向生产性扶贫。
简短的结论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市场经济的分配与交换是同一过程，按要素分配就是给不同的生产要素定价。按照供求决定价格原理，只要生产要素稀缺度存在差异，收入分配就会出现差距，当前我国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即在于此。
二是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且企业利润并不是企业家的个人收入，因此我们不能用利润与工资之比反映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由此说，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应以消费支出为基础，否则会夸大收入差距，误导人们的视听。
三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既要注重公平，也要兼顾效率。当前要以精准脱贫为重点，加快推进“帕累托改进型”的收入分配改革。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技术含量；利用扶贫资金，从供给侧扶持农民发展生产；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东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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