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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标志着和平统一理论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
中评社╱题：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与体会 作者：李逸舟（北京），资深台湾问题专家
自邓小平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以来，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在如何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标志着和平统一理论建构合龙，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呈现出明晰的统一路线图。从基本脉络看，其中有若干重要概念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领会思考，以期把握精神实质，推动两岸关系向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以下是个人的几点体会与看法。
关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在福建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提出：“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①这是习近平最初公开使用“融合发展”概念。至2016年3月“两会”期间，他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命题：“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②同年11月，他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时提出六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专论“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③至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表述也由以前的“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进阶为“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④
两岸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是中共长期实践探索的结论。在对台工作以统一为既定目标下，和平发展本身蕴含了在各领域长期交流合作中逐步接近、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意涵，比如较早已经使用了“经济融合”的概念。所以习近平近年多次强调：“我们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造福两岸同胞的政策举措，努力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⑤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则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体现了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首先，“融合”更明确地体现了统一的目标指向，消除外界对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脱节的歧义与担心；而“发展”则表明融合仍将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坚持了统一阶段论、过程论的实事求是思想。其次，在以往“经济融合”基础上，范围扩大到了社会各领域，极大地拓展了和平发展内涵，同时无疑将涉及到价值观念、文化思想、生活理念等极为广泛丰富、以往也较为敏感的范畴。这是中共对台思维的再一次思想解放，体现出在融合发展中化异趋同的信心，也体现出对自己更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上世纪中共确立和平统一方针时，海内外即有赞成统一的人士和学者提出两岸融合的意见。笔者自参与对台研究不久，认定两岸最终需要走融合统一的道路，并坚持不懈反复建议。至2000年一篇系统论述两岸关系的参考文章中，笔者作了集中、明确的阐述：“‚入世‛（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台工作已经具备再一次战略调整的基础，使我们可以把两岸关系推进到一个经济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发展阶段，全方位地争取和吸引台湾人心，最终走向统一”；“可以积极面对经济、政治和整个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优劣竞比，通过对两岸长期僵持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通处理，以尽早实现三通；此后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从经济实务到经济制度、从法律法制到民主政治建设、从发展道路到发展程度诸方面各领域，逐步把台湾吸纳包容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发展中融合，经融合而统一”；“我经济规模及其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两岸经由经济文化融合直到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巨大空间”。至2004年同样是提供参考的全面论述两岸关系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笔者以“融合——两岸和平统一的唯一道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标题，建议“把两岸关系推进到一个经济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在社会上确立两岸‚融合‛的统一道路”，“宣示两岸在发展中走向融合的统一道路”。再至2006年的参考文章，提出“如果在理论上进一步确立起以‚两岸融合‛为核心的统一道路与统一思想，将极大地增强我们事业对台湾人民的说服力与感召力，极大地瓦解岛内‚台独‛的社会基础，极大地推动两岸关系向着良性互动的方向继续发展，也将使我们的人民能够目标明确、充满自信地掌握和预期未来”。⑥
习近平对台思想中的成熟表述是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很明显，“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比“经济文化融合发展”更为全面，更为准确，也更具有高度。目前，虽然习总书记尚未对此作出更具体的阐释与论述，但从大陆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的总体脉络看，这是中共对台战略的一次质的飞跃，明确了两岸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统一的道路与方向，实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高度自恰，实现了国家整体战略与对台战略的完美契合，成为对台工作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于“一个中国框架”
顺序上，先有一个中国原则，后有“一个中国框架”。如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民党当局能够接受“一国两制”，能够“降国旗、去国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政府”，那么就不需要再有“一个中国框架”的问题。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出现台湾当局与大陆同时存在于国际组织与活动中的情况，大陆宣示这种情况只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特别案例，而不是常态与惯例。所以，整个九十年代中，“一个中国框架”概念的使用尚极少见。
胡锦涛在2008年12月31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较早一次主动积极地使用“一个中国框架”的概念：“双方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问题都好商量。”⑦此后这个概念作为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延续下来，习近平对台论述中也反复予以强调。他在谈到两岸协商谈判问题时，多次重申“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国共两党理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增进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认知”，“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这个框架，在国共两党、两岸双方长期实践互动中已经建构起相当的基础和结构，“九二共识”、两会机制及其成果、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沟通机制、以前的奥运模式及有效处理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做法，特别是“习马会”的接触会谈方式，都属于这个共同构建、双方接受的框架的组成部分。概念的强化与突出，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对客观现实的因应。
在上述2000年那篇全面论述两岸关系的参考文章中，笔者非常鲜明地将“一个中国框架”与两岸关系的客观要求联系起来：“现阶段，多数台湾民众坚持的‚对等‛要求难以完全回避；统一前的较长时期内，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2004年那篇参考文章中，笔者进一步提出：“十多年斗争反复证明的其实也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不打算接续1949年的国共内战通过战争把‚中华民国‛彻底消灭，那么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就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否则只能迫使对方离一个中国越来越远。”此后的参考文章中，笔者始终不懈地坚持这样的意见与建言。
笔者对“一个中国框架”的最初想法是：长期以来虽然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各自一个中国的内涵不同，双方都不可能相互接受。笔者在2004年的参考文章中认为：“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一个中国‛成为新形势下需要两岸来协商处理、共同维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双方合作来求得处理，需要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以相互体谅包容的默契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来共同坚持‚一个中国‛”，“找到统一前双方共同支撑与维护一个中国的适当形式。”这个形式，必须是双方共同搭建构成、相互都能接受，同时又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现实中的“框架”。从一定意义上讲，原则是各自坚持的，共同之处是都承认两岸属于一个中国、不是国与国关系；框架是双方共同搭建共同构成的，解决的是现实中能够有效互动的问题；原则更多的是属于理念的、意志的，框架则侧重于现实的、具体的，是原则在现实中的体现。
关于“合情合理安排”
“合情合理”的“安排”，最初要表明的是“一国两制”模式中的各项内容设计，对台湾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应该不接受的。但国民党当局坚拒“一国两制”，先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则始终要求我在台湾政治地位与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上“正视现实”。直到上述2008年“12．31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指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的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⑧至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⑨“安排”二字，看似一个简单的词语问题，实际上在纷繁复杂的两岸关系中，凝结着对双方关系长期探索的全部历史经验，包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实事求是精神。
上述可见，领导人最初是更明确地将“合情合理安排”运用在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上，后又扩展到整个两岸政治关系。笔者早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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