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与前述“一个中国的框架”相联系，笔者在2000年那篇参考文章中曾提出：“两岸围绕一个中国问题进行的斗争，除了统独之争外，始终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台湾方面在两岸间的地位与台湾在国际上的存在形式与存在范围问题”；2004年的文章中提出：两岸现实往来中“一个中国问题包含双方定位、台湾在国际间如何活动两个方面，是一体两面、互为相关的问题，未来必须得到统一处理”。
其次，笔者一直认为，两岸政治关系不太容易从“法理上”作出双方都能接受、各方面又能推敲妥当的“定位”。在1992年的一篇参考文章中，笔者提出：“具体做法可采取不正面承认其‚政治实体‛地位，而在双方接触谈判的方式上进行模糊处理，如使用‚双方代表‛、‚两岸领导人‛等中性称谓”；2004年那篇文章提出，“应该在比较模糊的默契之下求得解决，而不追求法律上的‚一清二白‛。两岸间的问题需要的是一种政治决定，古今中外任何法律包括国际法对此都无能为力，都只能为我所用”，“并不存在正面承认‚中华民国‛的必要与可能，所需者，还是一种对现实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具体做法可以通过‚大陆方面与台湾方面‛、‚大陆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等等来处理”；2008年5月的参考文章又重申，“本人并不认为有必要在文字上、或者说法上对‚中华民国‛进行明确定位”；对方“实际上要求的也都是一种两岸互不否认、现实事务中能够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已”。
再次，关于“安排”。笔者在2000年的参考文章中提出：“一旦两岸谈起来，有关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与双方在国际上的‚安排‛问题，‚外交休兵‛是对方可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对某些台湾切实需要加入的国际组织进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2004年文章关于涉外方面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关于外交上的安排”。2006年针对马英九提出的关于国际空间问题的“暂行架构”，笔者在参考文章中建议的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为“尊重现实，合理安排”，并认为“如果这一问题得到妥善的、合理的处理，必将极大地削弱台独在台湾内部的社会心理基础”。2008年5月的参考文章提出：“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在‚九二共识‛中得到部分解决；如果今后就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作出适当安排，即可基本解决。”
在双方政治关系问题上，如前所述，笔者多次建议“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笔者除反复使用“都可接受的安排”、“双方默契”、“尊重现实，合情合理”，以及提出“两岸领导人”、“台湾代表团与大陆代表团”等具体方式外，尚未完整使用“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的八字整合概念，而后者更体现出领导人的高度与智慧。
关于“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
这一重要概念也是首次见诸于胡锦涛2008年的“12.31讲话”:“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重申和强调这个论断。
对这一重要论断，人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它关于两岸主权领土没有分裂、两岸始终同属一个国家的含义，但鲜少有人进一步探究“政治对立”的内涵。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是什么？很明显，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阐明的关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是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它所“遗留和延续”的政治对立，也只能是两岸不同发展道路的对立。由此可知，“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就是要结束两岸在不同发展道路上的对立（未来按“一国两制”统一后，虽然两种制度仍会同时存在，但将是双方都可接受与同意的结果，将成为相互尊重之下的差异）。结束这种政治对立，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靠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靠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发展。习近平在会见马英九时指出：“六十多年来，两岸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实行不同社会制度。道路和制度的效果如何，要由历史去检验，让人民来评判。两岸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避免让这类分歧干扰两岸交流合作，伤害同胞感情。”⑩
长期以来，笔者依照中共思想理论的一般方法，力求阐明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等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际内涵就构成事物的基本矛盾。笔者在2004年的参考文章中曾提出：“以前我们曾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结果是十年文革造成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倒退”，“我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经验表明，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矛盾与运行规律，历来是解决问题、不断前进的首要前提。十多年的情况表明，对台工作也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在2009年《中国评论》五月号上发表的“‚胡六点‛四大思想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意义”一文中，笔者又进一步提出：“正面面对这一政治对立和基本差异，其实就回归到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这就是中国终将统一的趋势与要求，与两岸不同的发展道路及其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正确界定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对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未来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区分两岸间的统独矛盾与不同的统一主张之间的矛盾，使双方不再由于某些分歧导致紧张与内耗，避免这种分歧被‚台独‛势力利用来升高两岸对抗、激化两岸关系”。
关于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遭遇”
及由此形成的“特殊心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邓小平确立和平统一方针后不久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人们对台湾人民思想情感的认识与理解，则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一般都在强调台湾人民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突出“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当家做主、管理台湾的愿望”，而这显然可以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得到满足。人们还经常引用于右任的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显然，这主要反映的是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外省族群的心态。而人口占更大比例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特殊历史遭遇与心态，则长期未进入对台研究队伍的意识范围；虽然少数历史研究者对此有所掌握，也仅存在于单纯的学术范畴，而并没有真正传导到政策研究领域，政策性论述中仍然鲜少论及。
2002年1月，时任副总理的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七周年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充分理解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充分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⑪这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显然，民进党上台并标榜“本土政权”，人们在加强反对“台独”斗争的同时，也意识到全面把握台湾人民历史背景与复杂心态的重要性。此后，这一认识与理解就频繁出现于领导人的相关论述。2005年4月，胡锦涛在会见连战时指出：“我们十分同情台湾同胞在历史上经历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对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对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会基于同胞之爱予以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会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去疏导和化解”⑫；“我们瞭解台湾同胞特殊的历史遭遇，那是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⑬。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由于亲身在长期实践中拥有对台湾问题的透彻瞭解与深刻思考，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阐释就更为深入，一种悲悯情怀常常跃然纸上。“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⑭；“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⑮，“在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抚平历史创伤”⑯。他反复强调“两岸一家亲”理念，多次表明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并不断提出惠及台湾同胞的各种措施。
早在1990年时，笔者阅读到了台湾旅日学者戴国辉研究“2.28事件”的专著。它在提供“2．28事件”详实面貌及其原因过程中，把历史触角延伸至“乙未割台”及以后台湾人民的心理变迁。这引起笔者深沈思索与此后执着的探究。自此而后，就总觉得一般的认识与论述中缺少了点什么，隔膜着点什么。到前述2000年的参考文章中，笔者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并在以后的参考文章中不断重复（一是思想观念的把握与理解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二是由于相关领域自然的人事交替）。文中有一个专门部分“百年回首――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是这样描述的：
百年回首：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
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
这里所指台湾人，先讲在岛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不论就血缘、地域还是历史、文化而言，台湾人无疑就是中国人。但由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台湾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二重心理结构，对祖国中央政府存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恩怨情仇。
世纪初：被母亲抛弃的无奈。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为求自保割弃台湾。当时岛内军民哭天抢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将他们抛弃于东洋；求告无效，遂自行组织奋起抗日。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极力撇清同岛内抗日军民的关系，甚至将撤退到福建沿海的官兵绑交日本人杀头，他们被迫以“台湾民主国”宣布独立，以此为号召与敌抗争（因为已没有资格自称中国人），但仍以“永清”为年号，明示“永向大清”心志。不久终因敌我悬殊，惨烈失败。这一历史遭遇，使台湾人民遭受巨大的心理损伤，在心态上沦为“亚洲的孤儿”。在日本统治漫长的五十年里，由于殖民地的身份、被歧视的待遇，台湾人凝生出两种强烈的意愿：一是回归祖国怀抱，这是民族主义的意识；二是解除被压迫的命运，渴望当家做主，这是民主主义的要求。这双重要求鲜明地体现在林献堂的议会请愿运动以及文化协会的社会运动上，尤其日本殖民者“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结构性政策，使台湾农民沦为“农业的无产劳动者”，更促进社会运动的兴起。但这些运动都遭到日本强权统治无情镇压。
世纪中：回归后的双重幻灭。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台湾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中国身为“五大国”之一，更增加了他们的乐观与期待，“全岛鼓乐，数月不绝”，“我们终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国人了！”民族主义达到高潮。可惜的是，他们迎接来的“国军”远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而是一支被历史学家形容为“惨胜”的部队，同时弥漫于中国大陆的封建、腐败、官僚、特权也跟着接收大员涌入台湾；相对于台湾已经有初步的法治与现代化基础（这是部分人转而产生日本情结的原因），大陆仍旧在战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中，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两种社会形态终于爆发激烈冲突，“2．28事件”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2．28”的鲜血带给台湾人民难以抚平的伤痕，也使民族主义的理想遭到幻灭，从此埋下台湾意识的根源。同时，甫回归的台湾人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卷入内战烽火，回归的喜悦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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