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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不可能出现特朗普式的领导人 |
中评社╱题：“变化的极限：台湾难有‘川普’现象” 作者：殷存毅（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台湾的政治遐想
“变化”大概是当下世界政治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川普作为非典型共和党人入主白宫，特朗莎．梅面对欧洲大陆阻扰的强悍脱欧态度，非左不右的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胜选，还有很多非传统政治势力及思潮似精灵在欧洲政治上空徘徊……，一种解构传统政党政治及政治格局的变化似乎成为政治时尚，祸兮福兮姑且不论。但西方世界的变革犹如一场巴黎时装秀，总会引发人们对季节“趋势”或“潮流”的关注或遐想。
即便是在远离欧美的台湾地区，人们也在环顾或揣测谁是台湾的“川普”？由于传统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执三成左右的支持率基本盘，剩下四成左右选民被视为非传统政党政治的潜在支持者。换言之，正是“四成”这个数据使台湾社会似乎感到有呼唤台湾川普的空间，舆论逐渐聚焦个别工商界大佬，期待“超人”出来“解困”成为政治困顿中的社会祈福。人们期待变化，但台湾能否变出一个“川普”来？这既可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可以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
川普的“商人产业属性”
人们总是从一些表象去评判政治人物的特性，虽难免流于表面，但也不失为认识的起点。概括目前“解构式”变革者的特征有两个面向：
一是政治素人或政治“小鲜肉”，而不是混迹于政治江湖的老油条，这是川普和马克龙的个人特质之一，对他们的选择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政客的审美疲劳。
二是高举“本国优先”大旗，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制度安排）提出颠覆性批判或挑战，以一种反传统或反制度的视角为拯救本国经济、产业或就业“把脉开药”（重新祭起反自由化的大旗），对此川普、特朗莎．梅和马克龙都程度不同地有所反映，这才是他们区别于传统政治人物的真正logo。当然，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及影响，川普的风向标或参照系效应最大，人们总爱把川普作为解构性变革人物的model，台湾舆论或媒体也不例外。
川普被称之为政治素人就在于他是一个商人，而不是按传统政治人物的成长轨迹历练出来的总统，因而人们总爱从“经济人理性”的视角去解释甚至猜测川普的施政理念和风格，认为这位商人总统具有“重利轻义”的务实性，等等。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商人的共性，亦即“经济人理性”，但“经济人理性”与反全球化难以划等号，因为很难想“微软”或“苹果”的高层管理者会与川普志同道合，因此“经济人理性”不足以解释川普现象，还需从川普的“个性”来分析其反全球化理念的内在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个性”不是指通常的个人性格（personal character），而是指商人的产业属性（industrial attribute）。对于现实的或潜在的从政商人，我们不能忽略产业与政治的关联性，在分析产业与政治的关系时，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即：产业特性决定企业家的价值选择。我们可以根据现实来对这个假设进行描述式论证。
产业特性主要是指产业的生产组织体系，而生产组织体系与产业别有高度关联性。大致而言，根据产品或服务消费市场分为国内或以外两个市场，因此产业或企业也就分为以内需为主或以外需为主两类。相比较而言，内需为主的产业对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需求不甚关注，甚至还有一定排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在例如交通、通讯、金融、教育、营建等产业的市场开放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这类产业除了股权交叉持股外，鲜有国际产业分工网路体系。而包括传统制造业或高科技的资讯IT产业，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全球分工网路体系，嵌入全球生产网路体系的产业或厂商都不能不依赖全球化的发展路径，自然就会产生全球化价值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是产业特性使然。
川普是一个主要从事内需产业的商人，存在决定了他的价值选择意识，换言之，他之所以能在选前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发誓要为美国夺回因全球化流失的就业机会，选后则左拳重击TPP，右拳打向NAFTA，与他的事业没有全球化生产网路体系的路径依赖不无关系。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内需产业背景的人一定都是反全球化的，但川普这样的人恐怕很难会出自“微软”、“波音”或“苹果”等这类全球化公司。
如果说川普的价值选择偏好仅是微观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的问题则是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得失问题。自1980年个人电脑问世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IT时代以来，在资讯电脑、半导体到互联网、物联网等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美国一直执技术之牛耳，在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随着国际产业链模组化分工，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的兴起，使生产制造和某些设计环节脱离传统意义的垂直整合，形成跨越全球的虚拟整合。随之一些工作机会转移到了低成本的地区，触及到了美国劳工阶层的根本利益，进而使得美国在全球化问题上出现社会分裂，川普无非是在社会分裂中选择了反全球化一边，并且具备了这种选择所需要的背景而已。
台湾为何不可能出现川普式的领导人
回到台湾的现实中来，近年来，经济民生不景气，两岸关系持续恶化，政治人物争斗不已，致使台湾社会中充斥着一种对未来的茫然，想变和求变的思绪与世界政治时尚的结合，舆论目光很自然地就投注到工商界的明星大佬身上，期待有台湾的川普来“推陈出新”。对此，我们认为台湾不是不可能出现一位商人背景的领导人，但是不可能出现川普式的领导人，亦即不会出现一位高举反全球化旗帜的具有商人背景的领导人，这是本文的核心观点，支撑这个观点的依据依然是“产业特性决定企业家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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