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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创历史新高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9-11-02 08:46:27


  中评社北京11月2日电/这一轮猪价上涨始于2018年中,历时1年3个月,大涨141%,远超前三次猪周期的最高涨幅:132.6%、98%、76.6%。更为严峻的是,截至2019年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预计到2020年下半年才有望迎来猪价向下拐点,这也就意味着普通民众还要继续承受长达至少一年的高猪价。而猪肉仍然是普通老百姓补充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没有之一,我国猪肉消费占全球49.3%,远高于欧盟的19%和美国的8.7%,国内肉类消费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3%,这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为什么这一轮猪价创历史新高?为什么高猪价持续这么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因为非洲猪瘟?实际上,历次猪周期都有瘟疫疾病因素,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吗?本着客观专业的精神,我们发现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的影响极大。各地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一刀切。大量中小养殖户因为不符合“环保标准”被迫大量退出,猪肉供给大幅下降,而我国散户养殖占比很高、规模化养殖率很低,养殖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高达99.4%。大量中小养殖户退出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复养更慢。所以,这一轮猪价创造历史的大涨主要原因不是猪瘟、猪周期这么简单。

  怎么故事听起来好像是同样的情节?2015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着。但是,部分政策执行的“度”上出了问题,“用力过猛”,运动式,一刀切,层层加码,在去产能、去杠杆、环保督查等方面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去产能与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利润下滑,环保限产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金融去杠杆与民营企业融资难贵、环境变差、流动性分层、身份歧视,税收社保加强征缴与民营企业实际税负加重。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

  后果已经显现:1、因为贡献了我国经济“56789”的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步入“5”时代,底在哪里?2、猪价带领牛羊鸡价格大涨,CPI逼近3%的警戒线,在经济持续下行、PPI连续负增长、企业盈利下滑、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的宏观大背景下,一头猪把货币政策困住了。

  中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当前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新问题,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因为新问题否定改革成绩,但也不能因为成绩忽视新出现的问题。“度”是一种大智慧,过犹不及,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又红又专、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执行中央政策。“治大国如烹小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当前亟需推动民营经济重大理论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公平环境、减税降费、调动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积极性、放开汽车金融互联网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释放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猪周期带动CPI指数上行,但PPI持续为负,当前物价形势的主要矛盾是通缩而非通胀,不会掣肘货币政策。未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经济下行加大、PPI通缩企业实际利率上升,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已经打开,控制好节奏和力度,配合好财政金融等宽信用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要把正常降息降准的宏观逆周期调节简单等同于大水漫灌,这太业余了。

  我们都深爱这片土地,深爱这个国家。值此时艰,尤其需要理性专业建设性。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经过改革转型洗礼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猪周期”是生猪生产和猪肉销售过程中的价格周期性波动。在猪肉价格景气时,养殖户为了追逐利润,增加能繁母猪和生猪供给,造成猪价下跌,养殖户减少供给,猪价重新上涨。猪的生产周期决定了一轮完整的猪周期历时3-4年,同时在一年之内受节假日和气候影响呈现出小周期波动。能繁母猪代表产能,扩大生猪供应先要扩大产能。从猪仔成为后备母猪需7个月达到可繁殖状态,能繁母猪生产1胎需要5个月左右,2年可产仔5次(2.4-2.5胎/年)。母猪产仔再经过1-2个月的保育期和5-6个月的育肥期,生猪可出栏。因此,直接补栏仔猪仅需6个月左右即可,当月生猪存栏量预示着未来半年的生猪供给;但从补栏母猪到增加猪肉供应需18个月左右,即一轮猪周期约3年左右。我国每年生猪出栏量在7亿头左右,因此月末生猪存栏量应至少有3.5亿头,但截至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猪周期的本质是供需关系,需求端总体稳定,关键在供给端。我国以散户养殖为主体的环境放大了价格的波动性。第一,猪肉消费需求从长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决定,短期受季节性饮食习惯、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费替代效应等影响。第二,猪肉供给端主要受养殖利润、政策干预、天灾疫病等因素影响。当前生猪养殖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即“自繁自养”,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种是“公司+农户”,公司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兽药及技术人员支持,待生猪长到出栏体重后由公司负责回收销售并给农户支付代养费,如温氏股份(300498,股吧)、新希望等。前者占用资金相对较大,折旧多、兽药和疫苗费更高,但过程可控;后者占用资金少,折旧少,有利于刚进入生猪养殖行业的公司弯道超车,但需要支付大额委托养殖费。

  2006年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四轮“猪周期”,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每轮猪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时间略长于上行时间,主要是因为在下行阶段,利润下行但只要未亏损,养殖户退出的意愿不强;二是每轮猪周期均伴随疫病助推,但最近的猪周期相较过去明显存在非市场化的政策因素如环保干预;三是规模化和技术进步导致需要的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下降,因此新一轮猪周期产能恢复后对应的存栏量将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历次猪周期,本轮猪周期仅影响CPI,并未传导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宏观环境是总需求不足。前三轮猪周期分别均历时4年左右,上行周期分别为2年、15个月和2年,最高涨幅分别为132.6%、98%和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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