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
台湾的价值除了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社会价值，还包括台湾特有的统独这样的国家认同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上，台湾社会高度分裂，分别有两部分民众主张统和独两种价值。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别代表这两种价值，主张统和主张独的民众分别构成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社会基础。这一结构相对稳定。对于这一部分选民，国家认同的价值可以超越利益。在2004年选举中，即使陈水扁执政期间经济一团糟，民进党的支持者仍毫不动摇地支持他，“肚子扁扁，也投阿扁”。由于有大约半数以上选民的国家认同价值超越社会价值，使得台湾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现象。即在国家认同观上支持国民党的选民在社会价值上似乎不应支持国民党，但由于国家认同重于社会价值，他们选择支持国民党。
社会价值则由国民党和民进党共享，两党都声称代表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但由于国民党有着长期威权执政的经历，在社会价值的代表上是被动的，处于守势。民进党则占据道德优势，处于主动和攻势。
在2016年选举中，国民党则试图发挥其在处理两岸关系的优势，主攻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弱点。而民进党采取的策略是避开这个问题，主攻社会价值，把国民党塑造成一个图利资本家和权贵、不顾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利益的政党。结果表明，民进党的这一策略成功了。国民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优势无法表现出来，在社会价值上被民进党攻得灰头土脸，毫无招架之力。而民进党不仅避开了国家认同问题，更是成功把自己塑造成社会正义的化身，最大化其在社会价值的优势。
台湾今天的经济问题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对台湾经济影响的最直接表现是受全球产业链决定，台湾制造业迁往大陆而使台湾出现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两岸经济关系，全球化就是与大陆经济关系的密切化。由于产业迁移到大陆，中下层选民和年轻人认为自己如果不是两岸经济关系紧密的受害者，至少也没有从中获益。因此，反大陆就是台湾版的反全球化。主张与大陆建立密切经济关系的国民党就是全球化的代表。因此把台湾的经济问题归罪到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是民进党的一贯策略。这一逻辑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中反全球化的现象如出一辙。而民进党就是能够代表和维护年轻人和中下层选民的政党。这一选举策略抓住了选民的心理，结果奏效了。
蔡英文成功的原因在于针对台湾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中下层选民和年轻人的担忧，把自己塑造成公平和正义价值的守护者，年轻人和中下层民众利益的维护者。这一策略实现了价值和利益的统一。
政党轮替后的逆转
2016年5月民进党执政后，情况正发生变化。由于有关年轻人和中下层百姓利益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例如薪资十几年不涨是一个引发社会高度不满的问题，年轻人尤其不满。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在全球化驱动下，台湾的制造业迁往大陆等低成本地区，岛内制造业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年轻人只能从事与服务业有关的工作，而服务业是一个工资较低的行业，年轻人工资因此长期停滞不前。台湾与全球化背景下其他社会一样，一方面劳动报酬难以增长，另一方面资本收益大幅增长，贫富差距因此不断拉大。这一趋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在陈水扁八年期间不断恶化，马英九八年也没有改善，蔡英文上台后自然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结果，选举期间所承诺的提高工资和缩小贫富差距的许诺无法实现。同时，在劳工假期等问题上推动改革，直接导致与劳工尤其是年轻人的冲突。原来把票投给蔡英文的那部分年轻人，开始认识到蔡英文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开始对其失望并不满。
由于曾经许诺的利益无法兑现，蔡英文采取的策略是主攻价值，重点放在公平正义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表述成转型正义，清算国民党的威权遗产成为转型正义的主要内容。在这个逻辑下，解决国民党党产问题就自然成为最有用的议题，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体现了彻底消除国民党所代表的威权残留。这样既可达到凸显民进党代表平等、公正的社会价值，反衬出国民党代表非正义价值，也可以此转移公众对利益问题的关注，还可籍此机会达到彻底打垮政治对手的目的，可谓一箭三雕。为此，2016年5月20日上台以来，民进党运用各种资源对国民党党产穷追不舍，大有赶尽杀绝之势。同时，在劳工假期问题上，民进党也通过了有损年轻人和劳工利益的一例一休，引发了年轻人和劳工的抗议和不满。这种失望才刚刚开始。未来几年，劳工和年轻人会发现，在2016年把票投给蔡英文时所怀有的那些期待，很少会变成现实。
执政的民进党与在野的民进党
忽视利益只突出价值是否能够让原来的支持者满意？这是蔡英文和民进党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于30%左右因国家认同问题而坚决支持民进党的选民，价值可以高于利益，但对于40%左右的中间选民，则是社会价值取向高于国家认同取向，利益取向又高于社会价值取向。如果社会价值与利益冲突，他们更看重利益。国、民两党各自30%的支持者是他们的基本社会基础，但40%的中间选民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声称价值与利益的一致，是在野党可以做到的。价值与利益的脱节，是执政党所难以避免的。脱欧后的保守党将很难兑现公投中脱欧派向脱欧选民描绘的脱欧后的光明前景，特朗普也不太可能为支持他的男性白人蓝领选民找回他们失去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制造业的转移，发达国家的劳工等低技能群体利益受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只有像中国这样接受制造业的国家，劳工等低技能群体才有可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价值和利益脱节是发达国家社会的普遍问题，也是执政党要面临的共同困境。身为全球化链条中一环的台湾同样无法改变这一局面。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谁在台上都不可能摆脱这一困境。
对于40%的中间选民，在发现无人可以维护自身利益后，又要在失望之后开始寻找代言人。这种寻找利益代表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如果国民党不能代表他们，民进党不能代表他们，谁能代表他们呢？这是未来几年观察台湾政治最重要、也是最不确定的社会思潮和民意动向。这才是讨论郭台铭是否应该在2020年出来参选的逻辑基础和意义所在。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5月号，总第23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