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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2003年以来在许许多多方面发生了改变。数百万人的大规模动员，企业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开足马力生产急需的产品，运输机满载有着医治“非典”及其他流行病经验的军队医护人员驰援疫区。所有这些都与之前不同。图为2月13日，山西运城一家制衣公司的工人在制作防护服。（新华社） |
中评社香港2月16日电／2002年秋是我在北京生活的初期，我找到了一种快速提高汉语水平的很划算的办法：每天晚上打出租车，这样我就可以和司机闲聊。那年12月份的一个晚上，当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我住的公寓时，我感到头昏脑涨。很快我开始咳嗽。我睡的时间比醒的时候多，总是伴随着发烧引起的幻觉。
美国基辛格咨询公司副总裁乔舒亚•库珀•拉莫2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表示，我住进了医院。医生说，X射线检查显示我的肺部严重阻塞。通常的类固醇疗法没有多大帮助。我想回美国，但医生说，在那种情况下长途旅行是不明智的。
我的体能在一周内开始恢复。两周后，我回到了纽约，而北京当时正在与第一波“非典”疫情搏斗。2003年夏天，救治过我的医院发来了一封很礼貌的电子邮件，称他们正在收集关于“非典型性肺炎”——就像34岁健康的我患上的那种病——最初几周的所有病例资料，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体检。
“非典”时期——以及后来十多年——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让人对这种非常时刻有着敏锐的感觉，突然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使成千上万的人患病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自2003年以来在许许多多方面发生了改变。数百万人的大规模动员，企业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开足马力生产急需的产品，运输机满载有着医治“非典”及其他流行病经验的军队医护人员驰援疫区。所有这些都与之前不同。
每晚观看几分钟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浏览我的抖音短视频（这在2003年也是不可想象的），仿佛科幻般突然进入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度，许多人身着白色连体防护服，头戴面罩。一些年轻的护士上传了她们自己拍的视频，为了能够穿上防护服连续长时间工作，她们不惜剃掉满头乌发。
我在关注中国疫情的同时不禁会想：假如这次疫情发生在美国休斯敦，那会怎样？我们会封城吗？会限制出行吗？会迫使人们每天上报两次体温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