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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永兴小马路，干垃圾专用收集车将干垃圾清运走，湿垃圾则等另一种收集车来清运。（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
中评社香港7月14日电／中国逐步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作为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的城市，上海从7月1日开始实施垃圾分类，首周一共开出罚单199张，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也在立法或修法的路上；另据中国官方消息，46个重点城市正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将在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美国《侨报》7月9日载文《中国垃圾分类热的冷思考》，文章说，垃圾分类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是割裂存在的，一方面是观念上的人尽皆知，一方面却是行动上的勉为其难。当垃圾分类以强制方式真正“闯入”生活，处在磨合阶段的上海人，才发现繁复的垃圾分类足以把人“逼疯”，于是出现了“猪试吃法”等兼具民间智慧和幽默的分类法，也算是一种苦中作乐。
从环保和文明的角度看，没有人会反对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但是从经济高效的角度看，对当前垃圾分类“硬约束”的执行效果、社区居民的微词建言“兼视兼听”，有助于垃圾分类这个大工程在中国推行得更加顺利稳当。
一是垃圾分类是不是越细越好。根据上海官方的标准，类别主要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此外还有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电子废弃物等。干垃圾与湿垃圾幷不是简单的干湿之分，即便是湿的塑料袋，也要沥干放在干垃圾里，而纸巾即便湿了也是干垃圾。有人曾将一顿家庭用餐的剩余物分类，分出了贝类外壳、鱼骨头、豆荚、水果果核果皮、易拉罐、纸巾等众多类别，耗时耗力，惊煞网民。
全世界最繁复细致的垃圾分类毫无疑问是在日本，但这建立在日本有众多家庭主妇的基础上。中国的家庭大多是上班族，不少还是“996”员工，用在家务的时间上屈指可数，在垃圾分类上幷不具备专业能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期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到，每人每天哪怕只用5分钟进行垃圾分类，汇总到全上海，每年合计7.3亿小时，按标准工作时间算，损失时间相当于36万个全职职工全年的工作。可见，时间成本相当之高。
二是垃圾分类依靠“强监督”是否合算。当前上海垃圾分类的推广，是建立在强效监督的基础上的，包括来自执法机构的监督和来自社区志愿者的监督。据统计，7月1日至6日，上海城管执法机构共出动执法人员17800人次，开展执法检查9600次；街道居委会、小区物管以及红袖章大爷大妈则几乎成为每个段子里的“常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