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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兆斌博士 |
中评社╱题：“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东亚国家与地区看“一带一路”系列之三
访谈对象：饶兆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博士
中方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录音稿整理：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录音校对：薛力研究员
访谈时间：2018年11月2日
访谈地点：厦门海沧融信华邑酒店
（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1、在你看来，中国政府在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饶兆斌：我觉得有多重原因，有国际和国内因素。从国际来看，中国面临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经济压力，需要开拓一些新的战略地点。“一带一路”是要向西，经过中亚，这是必然的方向，因为东边是以美日为主。而且中国也是一个中亚大国，我们往往认为中国是东亚大国，但在历史上它也是中亚大国，一直以来与中亚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只是去重新发掘这层关系，而不是将自己定位为东亚大国。从国内来看，政治经济转型和西部大开发长期以来有所缺乏，沿海地区能够发达是因为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中国内部一直没有办法（联系）。西部大开发搞了很多年，但没有外部环境能让其融入市场。“一带一路”就是搞好国外的基建、扩大市场，让中国西部省份可以更好地发展。如果考虑到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是真实的话，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方面有很多发言权。中国现在产能过剩，在这些基础设施缺乏的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正好可以互补，也正好可以解决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状况。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建好以后，对促进贸易和建设市场具有一定帮助。从各方面来讲，从接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来讲都是互利共赢的。综合这几个方面来说，即使没有“一带一路”这个名字，这种步伐和趋势还是很明显的。有点类似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画，当然中国一直强调不一样，我也认为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你不能说“一带一路”完全没有受到马歇尔计画的启发，启发就是重整欧洲使美国具有市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确实需要“一带一路”的内容。
薛：概括起来就是国内需要、国外需要、经济需要和战略需要。
从国际政治来解释，可以从发展来解释，也可以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解释。这些需求的合流促进了倡议的提出。
薛：所以肯定不仅仅是经济原因，中国政府说的是经济和文化原因，你认为肯定是不够的对吧？
那肯定的。
2、“一带一路”主要的优点与不足分别是什么？
饶兆斌：我觉得“一带一路”提出来到现在，虽然过去几年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有抗拒现象，但一个总体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支持、发达国家疑虑。虽然现在日本也愿意加入，但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支持、发达国家还是有疑虑的。这正好可以点出“一带一路”的优点所在，因为它看到了发展的瓶颈，也愿意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具体做法当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但至少这是第一次真正提出要扶助发展中国家，美日等国经常说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但这对一些国家来说意义不大，巴基斯坦就会说自由秩序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们遵循了自由秩序这么多年还不是这样落后。所以自由秩序在西方人眼中是完美的，或者只需要稍许改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不是去挑战自由秩序，但确实是一种不同的东西，第一次真正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从正面看待“一带一路”。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人质疑，但我是从整体来说的。
在推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和讨论的地方，很难说是对还是错，但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首先“一带一路”没有清楚的框架，很多人到今天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定义（definition），只有愿景（vision）、行动（action）和基本原则。
薛：你觉得可能给出一个定义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到现在对这个还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中国的想法是要做到一国一策，尽量去配合讨论，同时这也会出现问题。“一带一路”文件说共商共建共享，最大的问题就是和谁共商，没有一个框架。
薛：你不是说一国一策吗？
对啊，你和谁共商？中国一定是想和政府，没有框架去和一国领导人谈，有时候中国可能会被绑架，他（领导人）的个人利益牵涉进去。现在就有很多这种，无论是事实还是谣言，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就有这样的问题。中国是说互惠互利、平等协商；从中国的角度很正常，你是合法政府就和你商，但可能这个政权是贪腐的、不得民心的，可能会被撤换。
薛：可能被东道国政府绑架，这是一个不足，还有什么不足？
虽然一国一策是它的优点，也有可能成为它的短板，有可能被绑架。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框架和良好治理的制度，以此为基础还是可以做到一国一策，但不要被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掺杂进去。中国需要从掌权者（power holder）变成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这一点我观察了很久。还有就是这和中国的体制有关系，和文件的模糊有关系。中国在五年后还是操之过急，习近平一讲然后各方回应。我评估的是中国也有关键绩效指标（KPI），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央企应该更仔细、更小心谈的项目，而不是突然间冲出去就签了。签了以后别国领导人换了，这个项目就变成了负资产。一开始中国也没有好好去评估，这种一窝蜂、有点动员式的（方式）也是有问题的。可能这些央企知道怎么做好项目评估，但是你要达标，你要显示出“一带一路”又推进一个了，又成功一个了，又加了一个旗舰项目，缺少了比较细致的、仔细考量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薛：那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被绑架，一个是操之过急。
是的。文件的模糊性有一定的功能，但也会带来反面效果。“一带一路”的指导文件具有模糊性，没有框架的模糊性会带来问题，所以尽管中国说互惠互利，但别国人民会看到中国和我们贪腐的政府勾结起来，吃掉人民的血汗钱，会造成这样的一种论述。所以现在日本加入也是好事，日本可以把经验带来教中国怎么做，因为日本70、80年代也走过这条路。
薛：现在日本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合起来是不是远远高于中国？
是的，而且日本早期也是做基础设施建设。
薛：早期是不是也经历过当地的批评，现在基本上已经扭转过来了？
是的，所以这是日本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经过二战，东南亚对日本也有疑虑和防范，就像今天防范中国一样。但日本人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现在形象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是最好的。
薛：原来日本在二战中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有暴行吗？
有的，但他们也是分而治之，打压华人，给土著人好处。虽然后面也有部分马来人反日，但抗日的主体还是华人。
薛：这和中国大陆的抗日有点关系是吧？
那时候有南侨机构，很多华人会去帮助中国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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