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说，政治人物深知隔离场所附近民众容易造成恐慌，却利用来进行政治斗争，此为泯灭良知的恶劣行径。例如，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曾表示，“为防武汉肺炎疫情扩大，高雄市政府规画以军营做为集中收治中心”，却遭到了高雄市议员林智鸿抨击为制造恐慌和唱衰台湾防疫体制。
姑且不论2003年SARS期间的防疫，当时高雄市长谢长廷曾在小港的少康营区建置可以容纳1000人的集中隔离中心，韩国瑜针对可能的发展预作规划和准备，若可拿来严厉批判，岂不助长了本不应该存在的恐慌？武汉台胞返台后，总要有个隔离检疫的场所，而配备相关设施及医护人员必须进驻，在在都显示难以保得住地点的秘密？再说，有何保密的必要呢？
事实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声称要对柯文哲开罚，同样也是消极地顺应人民可能造成恐慌的心理。而政府主管机关行事若屈服在此恐慌下，岂不等于认同了“歧视”的价值。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11条第1项规定：“对于传染病病人、施予照顾之医事人员、接受隔离治疗者、居家检疫者、集中检疫者及其家属之人格、合法权益，应予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视。”从声称要对柯文哲开罚的事件中，仿佛让人嗅到了对来自疫区同胞歧视的味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