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政府不论在对武汉地区与欧美地区回台人士采取不同防疫标准，以及戴口罩政策出现前后完全矛盾的现象，都欠民众一个说明。此外，也要说明为何武汉台胞的第二批包机能成功载回361位台胞后，第三批却迟迟未能成行？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第三批武汉台胞包机难以起飞？政府恐怕也需要出面说明其中的原委为何！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明白表示，当武汉封城解除后，台胞可至“国航”仍营运的五个航点搭乘正常航班返台。这样的说法，偏偏被“行政院长”苏贞昌推翻，理由是“保护他们的健康，也保护整架飞机人员的安全，回来后集中检疫，也保护2300万人的安全。”若武汉疫情仍然严重，政府如此要求尚有道理，只是第一批及第二批武汉台胞染疫确诊案例只有1位，试问为何还要注记！
为了满足苏贞昌的要求，陆委会以“类包机”方式—即正常航班飞机载运全属武汉台胞回台，两班共载回367名台胞。只是从台胞从武汉到上海搭乘类包机需要坐车超过1000公里。是什么样的政府会迫使自己的百姓，需要如此长途跋涉才能搭上回家的班机？采取如此不方便的方式载运台胞返台，难道政府不该对百姓说明？不是老弱妇孺优先吗？要他们长途跋涉，忍心吗？
至于“观光局”主管要求下属接待自己儿子，导致儿子及下属双双染疫，并且殃及下属的5岁幼子。陈时中第一时间表示，接机与被接机双方是“叔侄关系，“观光局”驻机场主任竟然声称是下属主动接机而非奉示，迫使该员工必须声明那就是工作。台湾民主化已经近三十年了，为何此种“官官相护”的文化，依然坚不可摧？特别是陈时中的“叔侄关系”说，已重创其防疫有成之形象。
自新冠肺炎在台湾蔓延之后，就发现政府许多防疫政策，让百姓不知如何配合才有助于防疫。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民进党政府实在应该针对民众的疑点多在说明，把原本欠的都要补起来，才真正有助于防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