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前卫生大臣杰瑞米·亨特等人开始在媒体呼吁英国重视检测能力。大规模检测是很多国家实现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英国检测规模和效率显着低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仅增大了前线医务人员风险，也不利于尽快控制疫情。4月4日，英国政府公布《检测战略》，这是一份有雄心的大规模检测计划，但截至4月中旬计划的推进仍较为缓慢。
四方面因素导致抗疫不力
英国拥有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使其面临的疫情防控局面本来就较为严峻。在政府决策和治理方面，英国政府的抗疫举措有其依据和逻辑，但也存在失误和缺陷。根据上文英国抗疫政策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影响英国涉疫决策及疫情严重程度的有以下四方面因素：
第一，疫情全面暴发前存在的侥幸心理延误了宝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2月中旬中国疫情处于高峰时，英国政府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新冠疫情能像2003年的SARS疫情一样“自我结束”，这使得英国未能及时采取相关准备措施。2月21日开始，伊朗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疫情明显升级，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从“高”上调到“非常高”，但英仍在等待观望。3月初，约翰逊首相才开始主持相关国安会会议。在德国已经开始采购呼吸机的时候，英国仍未进行呼吸机、个人防护设备等重要医疗物资的采购准备。爱尔兰知名记者芬坦·奥图尔指出，“英国式的例外主义使其产生能化险为夷的错觉”。
第二，流感经验塑造了英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和应对。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人类对这种病毒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各国过去与大规模传染病较量的经验无疑对相关国家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的决策起到了重要塑造作用。近20年来，英国面临的最大规模传染疾病是甲型流感。2002年，英国根据模型分析得出甲型流感是其最大威胁的结论，制定了《流感应对战略》，并在多轮流感疫情中加以应用。英国的《新冠病毒行动方案》与2014年流感战略高度相似。正是在“新冠病毒只是严重流感”认知的基础上，英国做出了其初期涉新冠肺炎疫情决策：较早就判断无法阻挡病毒来到英国，因此不主张切断国际航班；认为病毒无法消灭，因而准备在社会和经济的承受范围内与之“长期作战”；认为大规模传染难以避免，因此未就大规模检测做准备。英国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与病毒“且拖且战”的有限目标，辅以保护高危人群措施以降低死亡人数。然而，在病毒死亡率、感染能力等关键数据都尚不清楚时，基于乐观的预期采取措施，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意大利等国疫情的发展显示英国先前低估了病毒传染力和死亡率。德国和意大利的数据也表明，即便在疫情广泛蔓延的地区，“群体免疫”也远未实现。这一以流感为基础的认识和应对难以称得上是“科学决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