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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冲击，可将其视为新型态的“灾难”。 |
中评社╱题：医疗民族主义——后新冠疫情美中的和与战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
新冠肺炎让经济更为国家化，政治变得更为民族主义。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冲击，可将其视为新型态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已影响许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国家间关系乃至于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在疫情发生期间，部分国家可以比其他国家快速回复正常经济与政治活动，而部分国家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前言
就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已陷入停滞，整个世界也正以我们未曾想过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原先，中国与美国在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后，全球以为两国间从贸易战到经济战将暂告休止。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却启动各国进行严格的国境管制，限缩人口移动来避免新冠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流行与扩散引发地缘政治的冲击，也加剧地缘政治的冲突，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因新冠肺炎加剧地缘政治的交锋更受到国际间的重视，这场竞争的背后，其实象征着中国与美国藉由“抵抗疫情”的医疗建构，出现想像的民族主义，成为构成中、美新一轮全球领导力的竞逐。
一、后新冠病毒的民族主义的回溯
佛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瞭解全球化》一书中提到，“当代是一个旧与新并存的世界，一个既拥有诸如民族国家意识的旧情怀，也同时迎接全球化经济新体系的交互激荡混合场域”，也是一个“凌志汽车(高科技)与橄榄树(国族主义)相互冲突且并存的时代”。原本在冠状病毒之前的无国界与全球化型态，因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导致全球多数国家提高“边境管理”措施，以及管制人员流动、限制粮食与谷物的出口，确保自身能够获得足够粮食供应。
无政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自助(self-help)、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或冲突已成为国际事务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所形成无国界的相互依存与互赖关系上，全球某一地区的危机、冲突乃至于战争势将影响其他地区。而随着人们的跨境移动，人们可能卷入其他地区的危机，而让所在国面临风险。近来的新冠疫情即是如何威胁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最好见证。我们知道，政府会因民众对于疫情的回应方式，而改变支持的动向，国家经济可能面临内溃，政府如何处理疫情危机，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可能产生变化。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下，民族国家又成为重要的概念。
其中原由包含四项。第一，无论新冠病毒或其他类型流行性疾病，在紧急情况下，民族国家拥有国际组织所缺少之财务、组织与来自民众的情感优势；第二，疫情揭示全球组织供应炼的脆弱性，以及大型国家欠缺医疗用品的窘境；第三，此种流行病加剧原本在疫情爆发前的保护主义趋势，以及生产的在地化与边境管制之需求；第四，部分新兴国家的医疗等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公共卫生能力不佳，倘若疫情进一步扩散恐怕难以防范，势将影响其他已发展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安全。
在疫情持续扩散的情况下，强化边境管制有其效用。倘若民族国家可以迅速化解疫情危机并将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也不见得是坏事情，这是民主政治体制内在机制，可以有效对于外在环境改变所进行政治路线调整。然而，倘若“将国家找回来”转移至民族主义当中，从而限缩全球贸易与国际合作，最为严重情况则是欧盟的内溃与美中关系的紧张。
这种现象将加剧地缘政治的进程，将巩固国家利益至上(national interests first)，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化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尽管病毒的“无国界”，其结果导致国家强化对于国界的管制。
二、美国在疫情扩散的民族主义
严重的危机会深化恐惧，而民族主义则是对于恐惧最为廉价的解药。它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想像且具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但是这种共同体除了非理性外，也是因为是想像的，不能保证可以免于任何事物的伤害，但可以藉此建构“让美国更为伟大”的想像共同体。
新冠肺炎让经济更为国家化，政治变得更为民族主义。就像大陆于今年初爆发新冠疫情之时，美国总统川普曾赞扬习近平的防疫能力。但就在新冠疫情席卷欧洲与美国本土也相继传出病例与死亡个案后，美国开始提高自身的防疫作为与能力，并转向批评中国大陆隐瞒疫情与防疫作为。首先，川普强调“疫情始于中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等仍称“武汉病毒肺炎”而非“新冠病毒肺炎”，川普认为肺炎应称之为“中国病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认为应称之为“中共病毒”，另有美国政府官员称之为“功夫流感”。这些以言语污名化对手国的国际形象，有如小布希政府时期将伊朗、伊拉克、北韩与叙利亚等国视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试图利用仇恨政治挑动美国内部的“仇中”意识。更进一步，川普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过度偏袒中国大陆，搞砸全球防疫工作。
其次，美国除对于中国实施旅行限令、增加签证要求与限制出入境外，也在3月11日无预警地宣布对于来自欧洲国家的旅行限令，关闭与加拿大的国界。此让美国对外的国际供应链造成冲击，降低全球商务活动的移动性，反而增加保护主义与管制移民的呼声。再者，美国为因应国内肺炎病患的急遽上升，管制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至其他国家，也在全球各地搜刮防护性口罩，引起包括加拿大、德国与法国等国的批评。
经济民族主义也出现在美国与中国关系上。川普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凸显美国国内公共卫生不足的问题。其中，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50亿美元的医疗产品增加关税，约占所有国家进口医疗用品的26%，要加征关税的医疗用品，包含可抛弃式医用头巾、温度计与洗手液等。尽管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曾讨论提议关税延期。但是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为何要对于医疗用品的进口加征关税？而忽略人道的考量？
与此同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正打算强化“购买美国”(Buy America)的法令。纳瓦罗敦促美国减少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药品与医疗供应的依赖，以因应冠状病毒的爆发，这正是美国强化医疗产业独立性的契机。他认为许多药品当中的成分来自于中国大陆，因此需要规范美国联邦政府必须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与医疗设备，纳瓦罗认为新冠肺炎是将生产制造业移回美国的机会。于是说，美国长期以来医疗用品与药物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 outsourcing)做法可能终止。
从长远的做法来看，医疗用品与药物原料来源的多样化，可以规避免于特定国家或组织所垄断。但是，将大量的医疗用品与药品移回本国本土，势将增加药品的购置成本，也会影响美国的中产阶级，连带影响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要求降低医疗用品价格的努力。一旦新冠病毒的危机消退，华府可能重新检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医疗供应链。也就是说，美国正利用全球的病毒危机，除指责中国大陆为病毒的来源国外，利用想像的危机重塑美国的医疗产业，并运用“他者”的错误掩盖自身忽视疫情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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