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国家经济走向还是民众的生计都面临巨大挑战，欧美虽均为稳经济、保就业出台了超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但对民众发放的失业补助亦非治本之道，在供应和需求双双萎缩、双向循环断裂的情况下，尽早推动复工复产是欧美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在政策层面对“解封”的追求已然明显显现，4月15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取消封锁措施路线图”，对成员国分步骤进行解封提出了政策建议，美国甚至在4月初就呼吁“尽早复工”，奥地利则已经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启动部分商店、美发店等服务行业。这显示了欧美国家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上，出于经济角度考虑而“心有所动”，希望尽早恢复常态的共识趋于增强。
而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看，西方国家普遍面临政治因素带来的治理困境。由于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文化根深蒂固，必要“社交隔离”措施在民众和部分政界人士看来，是对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某种侵犯，这种社会思潮也让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抗疫措施的过程中投鼠忌器、前瞻后顾。比如欧洲国家普遍未能在国家层面制定“外出强制戴口罩”的规定或强制性处罚措施，在“社交隔离”之中对于“必要外出”的界定标准也趋于宽松。而在疫情期间限制大型政治集会的做法，则更将遭到“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广泛批评，尤其是在执政党普遍因疫情应对而遭受批评，舆论场上连篇累牍出现“对疫情后民主和公民权利反思”的背景下，更不愿将有损“民主精神”的口水引向自身，均让西方各国未来持续稳定、不打折扣地贯彻抗疫措施面临一定限制。
然而，西方国家当前疫情仍然面临严峻形势，美欧确诊病例增长幅度未能明显改善，“消化存量”、减少死亡的任务依然严峻，检测、救治乃至日常防护方面的资源仍较为吃紧，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大撒把”依旧是目前难以承受之重，处理不慎很可能造成疫情的急转直下。当然，在民众钱包和面包篮吃紧的情况下，就业和防疫必然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两大刚需，各国政府在解冻经济层面的考虑亦无可厚非。鉴于此，西方仍然需要将各方面诉求和政策目标进行综合考虑，权衡“有效防疫”和恢复就业的平衡点，如果因为“自由传统”或经济压力而在防疫措施上乱了章法、弃了原则、失了定力，或许疫情反弹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要比所谓的“持续高压”要大得多。 |
